戴鸿宾也是同样的动作，两个人对枪明誓：谁要口不对心，让他吃枪子儿！

    张传福动员哥哥、弟弟，卖掉车马、油坊、粉坊和土地，一把火烧了张家大院，带一家人和自卫团参加了游击队。

    “中心干部”夏云杰

    政治委员——老夏（云杰），三十二岁，山东人，贫农出身，但经过许多复杂的社会职业。一九三二年九月入党，作过反帝同盟巡视员及地方群众工作三月，党区委巡视员三、四月，县委职工部七、八月，去年八月后作县委书记，今年在队伍内作政委两个多月。他勇敢坚定，是汤原长期斗争中产生出来的最好的干部，有能力和相当工作经验，只是政治上较弱。经过今年来省委训练后，有很大的进步，他在汤原党和群众中有很大的威信，是汤原党与队伍中一个中心的干部。

    这是1935年1月，《东北抗日斗争的形势与各抗日部队的发展及其组织概况》中的一个自然段。

    前面写了，1933年10月4日，以汤原中心县委书记裴治云为首的12人被抓捕、杀害后，县委成员中唯一的幸存者夏云杰，就肩起了汤原党和游击队的担子。

    从哪方面说，这都是一个决定命运的非常时刻。“1·26”指示信传达不久，新旧路线变换，人们的思想和斗争方针亟待调整、定位。而遭到重创的汤原党，像许多地区的党组织一样，原本就很幼稚。夺枪创建游击队的努力，简直把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仍是一次次失败，就像一条寻不到出口的隧道般见不到光亮。

    什么叫永不言败？前面 第2章 的夺枪便是。没有枪杆子，县委只能东躲西藏，别说领导抗战，连胡子都对付不了。但是，如果不屈不挠，屡败屡战，却总是损兵折将，也就无所谓“永不言败”了。而在笔者不惜笔墨叙述的夺枪斗争中，无论怎样少见“夏大个子”的身影，支撑这一切的主心骨，就是这位县委军事委员、县委书记。

    如戴鸿宾所言，这是个拿大事的人。

    1934年7月，汤原游击队扩编为游击总队，夏云杰任政委，戴鸿宾为总队长，参谋长张仁秋，全队近500人，编为3个中队。

    一口山东腔，说话不紧不慢，有条有理的政委，重点抓了三件事。

    一是根据《东北人民革命军及赤色游击队暂行条例》（草案），确定政委为党代表，一切军政命令，须由政委、总队长、参谋长共同研究决定，最后以政委签字生效。这样，以往有民主、无集中，一百张嘴乱当家的极端民主化，立刻得以纠正。

    二是扩大反日统一战线。过去只讲下层统一战线，现在要不忘下层，抓紧上层。张传福率团反正，冯治刚的“文武队”参加游击总队，都是在夏云杰统一指导下完成的。

    三是主动出击，扩大游击区，开创红地盘。游击总队兵分两路，一路由戴鸿宾率领，以陷马沟为中心，向周边拓展。夏云杰指挥骑兵，联合一些山林队不断攻击黑金河、太平川的敌伪据点。与胜利为伴的，自然是党组织和游击队的发展，游击区、红地盘的扩大。

    年底，汤原县已有党团员1000多人，反日会、妇女会、儿童团、除奸队等群众组织，几乎遍布各村屯，仅反日会会员就达5000多人。

    1936年冬，《朱新阳关于北满一切工作经过的报告》中说：

    六军的主要特点是地方与队伍工作的配合，其次是内部党的组织与政治教育的良好与对群众影响的良好。自与三军会合后，为一九三六年北满反日部队中发展最快的，差不多发展了三分之二以上，引起了日满的极大注意，而且为经济生活最优裕之部队，而且为军事纪律严整之部队。

    如今挺有名的鹤岗煤矿，那时叫矿山镇，驻有日本守备队和两个伪矿井队，戒备森严仅次于汤原县城。鹤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