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县伪警察大队来了，想包围我们。步枪、机枪那个响啊，还听他们喊“大裤裆”没多少枪呀，抓活的呀。游击队大都是朝鲜族人，朝鲜族衣服肥大，他们就叫我们“大裤裆”、“大裤裆队”。

    枪一响，我就蒙了，有的吓得尖叫，有的顾头不顾腚趴那儿一动不动。男队员枪都不够，女队员哪有枪呀？那时也没经验，想不到让徒手队员抢救伤员，有人嫌我们碍事，就让我们“到一边去”。到哪去呀？我看有人往山上跑，就跟着跑，直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瘫那儿了。

    1930年为准备武装暴动，梧桐河模范学校办军事训练班时，我们这些低年级学生也拿根棒子练队列，练站岗放哨抓特务，搞紧急集合、野战演习，还练胆量。练胆中最可怕也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半夜三更让你去坟地送情报，把张纸条压在哪个坟头的什么地方。好大一片坟地，白天走到那儿，一些人还得唱歌给自己壮胆。这回领导还安排个人在坟地里，怪里怪气地学什么鸟兽叫，或是坐在那里抽烟，烟袋锅子一亮一亮的，鬼火似的。可有了第一次，第二次就差不多了，打仗也一样。经过几次，慢慢地，枪一响就能判断出距离，再判断敌人是奔你来的，还是和什么队伍打起来了。是抗联？山林队？敌人是日军？还是伪军？包括双方兵力，听枪声也能判断出个“大概其”（大概）。就琢磨该冲上去增援，还是就地抢占制高点——当然得听指挥员的了。

    我年纪小，大家都把我当孩子，照顾我。行军过河，有时水深流急，就背我过河。刘太民叔叔背得最多。参军前我们是邻居，我叫他叔叔，后来他牺牲了。如今在电视上看到河，我就会想起他，想起他那宽厚的肩背，看到他往地上一蹲，说：来，丫头。

    到个新区，老百姓不了解抗联，见到队伍就想跑。我们就摘下帽子，让他们看我们是女的。女人当兵，看着稀奇，拿着枪也不像对男人那样害怕。我们就乘机进行宣传。一些男队员就说：这帮丫头片子真厉害，一个个“嘴茬子”（口才）“吧吧的”（类似呱呱叫）。

    东北人管姑娘叫“丫头”，大姑娘叫“大丫头”，小姑娘叫“小丫头”，还有叫“丫头片子”、“丫头蛋子”。因为我年纪最小，前面又给加个“小”字。打李敏参军上队后，这个“小”字就送给她了。

    李敏老人说：

    我的母亲是农历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一去世的，那年我九岁。母亲下地干活，叫大雨淋了，回家一病不起，几天后就不行了。料理完后事，人们都走了，我说：爸，从明天起，我做饭了。爸爸瞅着我，眼珠一动不动，好长时间，转过身去，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这是我唯一一次见到父亲落泪。

    父亲叫李石远，1920年前后从朝鲜来到东北。我记事时，就听他唱首歌，头两句是“两千万同胞联合起来，墓地下的灵魂也要抗战”。他是安邦河区第三任区委书记，1938年秋为抗联筹粮时牺牲的。那时我参军快两年了，参军后再没见过爸爸，梦里经常见到。爸爸抱我骑在他的脖子上，在大草甸子上跑啊跑啊，又像在云彩里飞。先是领导知道了，后来同志们也知道了，只瞒着我一个人，对我更关心了。

    母亲去世不久，我哥就上山了。游击队经常在山里活动，我们那地方管参军、上队叫“上山”。哥哥叫李云峰，比我大六岁，在6军当过团政治部主任，1942年被派到哈尔滨做地下工作，被捕后牺牲。是冯仲云告诉我的。最后一个亲人也没了。我什么也没说，光淌眼泪。有人说我挺坚强，有人说不对，得让她哭出声来，不然会作病。我脑子木木的，就哭出一声又没声了，只是泪水哗哗淌，跟听说父亲牺牲后一样。

    哥哥参军了，父亲顾不上家，经常晚上也不回来，家里家外就我一个人。种地回来，累得不想动弹，有剩饭扒拉几口，没有就上炕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