绥宁反日同盟军

    李杜是1933年1月9日，从虎林过界去苏联的。正是滴水成冰的腊月，据说连帽子都没戴，只穿了一只鞋，只带着妻子和副官，孩子和保姆扔在虎林，连参谋长杨惠忱都未来得及过去。

    王德林是一天后，从东宁县城三岔口东越界河瑚布图河过界的。当时三岔口城里枪炮轰鸣，硝烟弥漫，救国军官兵还在殊死抵抗。那条满语意为“流淌沙金的河流”的瑚布图河，用东宁人的话讲，冬天打个“滑跐溜”就过去了。

    2001年春，笔者在东宁县城东宁镇东苑北1胡同30号，见到一位八十五岁的瘦削儒雅的老人侯怀恩。他原是三岔口学堂的学生，参加救国军当了司令部粮秣文书，随总部退到苏联的双城子（乌苏里斯克）。听说苏联要把他们送去新疆，他悄悄溜了，冰天雪地中摸了几夜山道，潜回三岔口。

    老人说，三岔口东门里有个娘娘庙，日本子在那里杀人，让老百姓都去看。都是救国军官兵，大都是负伤后被俘的。一个个被五花大绑着按到铡刀下，脖后垫上几根高粱秸，铡刀一按，咔嚓一声，人头就下来了。

    老人说，俺哪敢去看呀，那不是白给了吗？老娘病了，这地方待不得了，收拾东西准备回山东老家，就听变成了杀人场的娘娘庙那边那个喊呀：

    中国不会亡！

    打倒日本子！

    小日本子，俺操你八辈子祖宗！

    额穆的义勇军山林队大小队头，都算上大约有五六百名的样子，在此地的主要头子，是从前救国军的吴司令义成，他自己的队伍还有五六十名，他们天天蹲在森林里向老百姓要吃要穿，对于老百姓“赶边朱（猪）”“绑票”“压马”抢东西等，胡乱闹一阵，老百姓对他们厌恶极了。这些队伍的思想都是“暂时对付着混吧，等关里出兵或者是老毛子和日本开仗，就有办法了”。特别是吴义成，他天天当士兵讲“关里快（出）兵了”，再不就是“关里给汇来了大洋钱了”。

    吴义成本来和我军的关系就不好，所以当我军一到额穆时，他表面上对我们非常客气，暗地里他向一切山林队宣传说：“他们是共产党的红军，他们是要共产的，你们千万不要和他们接近，他们竟玩奸心眼儿，弄来弄去就上他们的当……”

    这是1936年6月22日，《中共吉东特委关于抗联第五军问题的报告》中的文字。

    李杜、王德林过界后，大量义勇军散落在吉东、东满地区，仅宁安一带就有几千人，沮丧、失望，士气低迷。还有前面写过的唐聚五进关后，辽宁义勇军那种被欺骗了的感觉：有能耐的大官都跑了，扔下俺们不管了。

    群龙无首——这是个需要有威望的领袖出来收拾残军、残局，重振信心，继续奋起抗战的时刻。

    也不能说群龙无首，救国军前方指挥部总指挥吴义成，这时无疑是最高首领了。当时，他和参谋长周保中正在东宁县老黑山奔往宁安的路上，立即下令停止前进。这么大的事情，下一步如何动作，是得好好琢磨琢磨。此人虽是大老粗，却天生聪慧，足智多谋，偏又好作愚钝状，还自称“吴傻子”，王德林说他是大智若愚。现在的问题不是愚智，而在于没了信心，精神头不行了，也要越界去苏联。

    周保中不同意，给他分析形势，日军只是占了几座县城，城外还是咱们的天下，完全可以重整旗鼓打下去。4旅旅长柴世荣说，咱们是中国人，到人家那边去算怎么回事儿？其他一些旅长、团长，也说俺不到老毛子那边去。

    走不了，那就得干哪。大家推举吴义成代理救国军总司令，周保中为总参谋长，并将部队编为四个路军和一个游击军。1路军司令吴义成兼，2路军司令周保中代，3路军司令姚振山，4路军司令柴世荣，游击军司令李延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