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中美所很快转报给美国军方。除周佛海以外，凡与军统建立关系的汪伪大小汉奸，在“立功赎罪”心理的驱使下，无不通过各种途径，竟向军统输送日伪方面的各种情报。因此，自1943年以后，军统在日伪方面的情报，不但数量多，而且质量高，深得蒋介石赏识。

    如今抗日已经接近尾声，到了利用周佛海的关健时刻，周母新逝，戴笠代他当孝子正是一种很必要的政治手段。

    6月27日，戴笠看到了上海方面的报纸，刊载周佛海向陈公博辞职守灵，在玉佛寺大做道场。

    恰在这一天，从陆路走的梅乐斯、杜月笙分别来到贵阳，与戴笠会合，改乘美国军用飞机飞抵湖南芷江。经芷江再转福建建阳，江西上饶，最后到了此行的最后一站——浙江淳安。

    淳安是一个深藏于新安江畔浙西大山中的小镇，依山傍水，风光秀丽。重重叠叠青瓦黑脊、高高低代的白墙粉壁，一条弯弯曲曲的青石板铺成的小街道从新安江一直伸向镇内。

    在小街两傍，一家接一家的酒肆、茶馆、杂货店、客栈、妓院，显示着一种地方上畸形的繁华。这种繁华是借助于戴笠、杜月笙合办的“通济公司”用大量的走私物资促成的。

    戴笠准备就以淳安为据点，利用它做为军统局和中美所接收东南沿海地区的前线指挥部。

    1945年7月上旬，戴笠、梅乐斯、杜月笙一行到达淳安，并在这里扎下大本营，开始布置接收工作，抓紧时间与南京的周佛海、程克祥、周镐，上海的唐生明联系，时刻等待着日本宣布投降，并如临大敌地防止新四军来接收。

    在淳安的时间里，戴笠每时每刻都在关注国际形势的发展，预测日军可能投降的日期，但是，日军仿佛出奇地顽强，一部分狂热的日军官放言即使打进日本也在所不惜。

    性子急躁的戴笠耐不住了，加之离开胡蝶日久，产生了回重庆的念头，并和梅乐斯、杜月笙商量道：“在这里等也是白筹，不如先回重庆看看，再做长久计议。”

    梅乐斯劝道：“盟军已发起攻击，日本人不可能再顶多长时间，还是静心待下再说。”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详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