吩咐道：“回去后你再去东南办事处找毛万里，你们俩一道，请出家乡有名的风水大师一起考察研究，有了结果速速回来汇报。”

    毛森领命去了，戴笠的忧愁仍无法排遣，等着家乡的答案尽快回来。

    认真追究起来，戴笠的忧心自军统局成立十周年“四一”大会就已经种下了祸根。

    蒋介石一生中控制最严的是特务、军队和财政。三者之中，又以特务为先。财政方面，他还能轮流交给宋子文、孔祥熙帮他掌管；军队方面，他也还能赋予何应钦、陈诚、胡宗南、汤恩伯“四大金刚”很大的权力。但在特务方面，唯有他一人掌握，从不假手他人过问。

    蒋介石控制特工的办法很多，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办法就是对特工人员可以给以大权，但决不给以主要地位，以防范他们在政治上坐大，形成失控的热力。所以戴笠出任军统头目10多年来，干来干去，始终是一个军统局副局长，相当于政府任官的三至四级罢了。

    蒋介石把戴笠控制得极严，但10年来蒋介石马其合作却相当默契。这一方面是戴笠出于报蒋介石知遇之恩，拥蒋、忠蒋几乎到死心塌地的地步；另一方面戴也是绝顶聪明之人，他知道以他的资历、能力、水平，是跳不出蒋的手心的。唯一的出路是如何能得到蒋的绝对信任，被蒋重用。应该承认，这些戴笠是做得非常出色的。多年来，蒋介石对他一直恩宠有加。

    两人的关系有了微妙的变化，最具本的表现是蒋介石交给他一件“冒充领袖亲兄案”。这是蒋介石给戴笠出的第一道难题。当时，河南许昌双槐树有个农民叫郑绍发，大概也是受了别人的启发，加之他又与蒋长相很像，就从乡下找到城里，由许昌驻军将其送到叶县交给汤恩伯。郑绍发向汤诉说自己是老大，蒋介石老三，因当年河南灾荒，其父死去，其母带着老三嫁给浙江一个商人南去，后老三改名蒋中正即寓有“蒋宗郑”之意等等。汤恩伯是一介武夫，素来没有政治头脑。他听郑绍发的一番自我介绍，联想到蒋的祖籍确有在河南之说，又看郑绍发的长相十分像蒋，也就不加深思，派人把郑绍发送到重庆，让他到重庆找蒋。这件事使蒋十分尴尬，经过一番考虑，蒋既没有认他，也没有加害于他，而是批了“戴笠处理”4个字。蒋的手法是明智的，此事极其微妙：认他，当然不行，祖宗之事，岂可随便变更；公开否认，亦不好，不啻有“此地无银三百两”之嫌；如果杀他，当然易如反掌，但会给人以杀人灭口的嫌疑，岂不是弄巧成拙，于事无补；不认不杀，任其招摇也不好，同样会影响自己的声誉。思来想去，唯有交给戴笠，让他去揣摩领会，看着办吧。戴笠也是聪明的，他知道这件事就其性质来说，是一件“冒充领袖亲兄案”是够得上杀头罪的。但是，蒋介石不提“严厉制裁”、“可杀”等字，可见没有深切责难的意思，然又没有交待自己如何处理。戴笠感到此案大有考究，下手重了、轻了都不好，况蒋的祖宗之事外人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只能把郑绍发圈禁起来，供吃、供住、供玩，不要让他到处乱跑就行了。如果蒋一旦向我要人，就交给他，不要人，就关他到死算了，反正军统的集中营里也不在乎他这一间囚房、一口囚饭。于是，戴笠指示把郑绍发关进军统望龙门看守所，后相继转押白公馆看守所和息烽集中营。但戴笠处理这件事十分慎重，指示在集中营内建新屋一栋，单独分住，并在衣、食方面给予优待。另给郑老头家寄去200元，以后每月还代寄几十元。一段时间后，索性指示将郑的老婆和16岁的女儿一起从河南接来，软禁在息烽营内。戴笠处理此案在多大程度上得到蒋的默许，外人不得而知。但戴笠这样做，无疑是准确掌握了蒋的心理，解决得恰到好处。此时，戴笠还不曾意识到蒋介石对他已存戒心。现在回想起来，1942年的军统“四一”大会，他的本意要通过总结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