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为编写是剧，曾与张瑞芳商讨是剧之内容。”

    可惜的是终没有被搬上银幕。但此时张爱玲和桑弧却被上海的小报传的沸沸扬扬的，深知内情的龚之方就说：“张爱玲为文华公司写电影剧本《不了情》，桑弧是导演，要讨论和探讨的事情很多，不免常常碰面，加上不多时张爱玲又为文华写了第二个剧本《太太万岁》，桑弧和她的接触就更频繁了。此时，桑弧年轻，人又忠厚老实，自从与朱石麟合作多年，也显出他对电影这门艺术是有才能的，尚未结婚。在旁人看来，张爱玲与桑弧不是天生的一对吗？实际上，从他们本人来说，张爱玲的心田里还凝结着与胡兰成这段恋情，没有散失（这点在当时我们是理会不到的）；桑弧则性格内向，拘谨得很，和张爱玲只谈公事，绝不会斗胆提及什么私事来的。可是，桑弧的朋友‘瞎起哄’的事情还在发展，我不知道别人做过什么，我则有一次与张爱玲见面，婉转地向她提过此类的想法，她的回答不是语言，只对我摇头、再摇头和三摇头，意思是叫我不要再说下去了。我就此碰了个硬钉子。因之，我可以在此做证，所有关于张爱玲与桑弧谈恋爱的事，都是没有事实根据的。还有一点，当时上海的小报很多，他们谈话较随意，有的出于猜测，有的有些戏谑，这却是十足地冤枉了桑弧了。”上海解放初期，主管文艺的夏衍极为看重张爱玲的才华，他很想安排她到自己兼任所长的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担任编剧。然而因为有些人认为张爱玲在上海沦陷期间涉嫌“文化汉奸”的背景而持否定态度。夏衍一时未能如愿。而张爱玲当时虽然出席了上海第一届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并在龚之方奉夏衍之命所办的《亦报》上发表了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但她还是深感不合时宜，于是在一九五二年的夏天，她以恢复在香港大学的学业为由，永远离开了她的上海，到了香港。虽然经一位朋友的努力，港大给了她一笔助学金，她也在港大住了两个月，但这笔为数不多的助学金并不能解决她的长期读书和生活费，原以为她十年前所获的奖学金还能拿到，此时，看情形也已经无望了。在香港她又无亲可投，于是她只好与当时在日本的密友炎樱联系，她决定放弃港大的学籍，在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八日她乘船去了日本。

    这段过程张爱玲后来写成小说《浮花浪蕊》，她写女主人公洛贞从上海出来，经罗湖到香港。后来她又上了一艘货船，去日本东京投靠老同学谋职。有一天这艘船到了一个小岛，“她站在圆窗旁边，看见甲板一角。只见一群日本女人嘻嘻哈哈大呼小叫一拥而上，多数戴眼镜，清一色都是和服棉袄，花布棉裤，裤脚窄得像华北的扎脚裤，而大腿上松肥，整个像只火腿。也有男的，年轻得多，也不戴眼镜——年纪大些的大概都战死了——穿着垢腻的白地黑花布对襟棉袄，胸前一边一个菜碗口大的狂草汉字，龙飞凤舞，铁画铁钩，可惜草得不认识。显然这岛屿偏僻得连美军剩余物资都来不了，不然这些传统的服装早就被淘汰了。”

    这些细节的描述，如果不是亲身目睹，恐怕是想像不出来的。而经过上海学者宋明炜通过香港学者黄德伟，在香港大学的存档中找到了张爱玲的一批信件，证实张爱玲在这期间确实曾去过日本一趟。曾有人为文道张爱玲在香港时，胡兰成也逃难至此，他们两人还有过接触，但此时风流多情的胡兰成身边已有吴四宝的遗孀佘爱珍，他也无意与张爱玲破镜重圆，两人从此就不再往来。所以此次张爱玲到日本应不曾和胡兰成有过任何接触，否则以胡与日本池田等人的关系，要为张爱玲谋职，当非难事。三个月后，张爱玲谋事未成，又重回香港。她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靠给美国新闻处做翻译工作维持生活。这期间她结识了被誉为世界著名三大戏剧藏书家之一的“褐木庐”主人宋春舫的哲嗣——宋淇先生，宋淇不仅是文学批评家、翻译家其夫人邝文美，后来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