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哪个时代，权力始终是让人疯狂的东西。凡是被权力左右的人，结果不是喜便是悲，中间几乎没有转圜的余地。

    权力和金钱一样，它并不是一切祸端的根源。历史的车轮滚滚前进，正是有千千万万倾心于权力的人，所以才有了朝代的更替、时代的进步。有人把权力放在笼子里，晒在阳光下，视权力为民众的赐予，权力只不过是他造福万民的工具。而有的人却把权力当做自己的囊中物，权力既是他最终所需，也是他满足贪婪欲望的工具。然而，无休止的欲望，注定结局是悲剧的。

    在古代社会，权力最普遍、最简单的继承方式，就是“世袭制”，也就是父亲把地位传给自己的儿子。活佛转世制度，几乎是这种传承方式的翻版。不过佛教中没有父子，便利用了转世轮回的概念，来延续这种血脉的相承。如此的相承方式，听上去比父子承袭更为直接，它是本我和本我的灵性交接。仿佛古代帝王，意欲千秋万载永存于世的神话。

    1283年，噶玛噶举派高僧拔希却吉圆寂。为了延续本派既得的利益，他便以“意识不灭、生死轮回、化身再现”为根据，临终前让弟子寻找一小孩，来继承蒙古大汗蒙哥赐予他的黑帽，弟子们找来的小孩便是转世的灵童。这样，活佛转世的制度便建立并发展起来。转世后的活佛，还可以继承前任活佛的功德伟绩。

    佛教迅速普及，也衍生了权力和地位的膨胀。六根清净的佛教与权力地位紧紧地缠在了一起。活佛转世系列里，达赖和班禅是最大的两个活佛转世系统，他们也拥有最大的权势。

    于是，当五世达赖统一了整个藏区之后，活佛转世的制度，亦被野心家所利用，成为争权夺势的工具。为了避免这种政治斗争的继续扩大，1793年，清朝政府颁布了“金瓶掣签”制度。清朝皇帝特别设立了两个金瓶，一个留于清朝皇帝，另一个放置在拉萨的大昭寺。在寻找灵童时，四大护法将灵童的名字、出生年月，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于签牌上，然后放入金瓶中，由德高望重的活佛祈祷诵经七日，最后由各呼图克图和驻藏大臣在释迦牟尼像前正式认定。这样的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权益的纷争，促进了西藏地区的稳定。

    但仓央嘉措的时代还没有“金瓶掣签”这样的制度，来约束各种野心的滋生。如果仓央嘉措醉心于权力，凭他的聪明，只要稍微动点心思，恐怕他的人生也不是这般匆匆流逝。但仓央嘉措毕竟不是被权力左右的人，可与权力打交道的人，如果不能紧紧抓住权力，就必然会成为被权力踩在脚下的小草。

    仓央嘉措不是权力的奴隶，他是爱情的羔羊。此时的他，十七八岁。虽然不是初涉苦难，但多多少少还是有点孩子气，和年少轻狂。在他眼里，世界如同高原的格桑梅朵一样圣洁美丽。可毕竟这夹缝中的春天，实在太短。而且这春天，总有一天会被夏天替代。这现实的夹缝，会使梦想也变得拥挤。

    把爱置于现实中，总是一件残忍得迷离的事。总想有一份轰轰烈烈、潇潇洒洒的爱情，它有顶天的张力，也有似水的柔情。可当爱在手中时，我们却发现，当初的期待竟像一抹浮云，美丽得高高在上，却很容易随风而逝。

    爱情的经营看似浪漫，却交织着一针一线、一砖一瓦的隐忍。现实的功利主义和自我主义，像一把刺中爱的利剑，深深地刺痛了我们的神经。

    可是将爱情从现实中剥离，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想想那仓央嘉措，是转世的灵童，六世达赖，是雪域之王，是无比尊贵的太阳，可他与相互瞭望的星星，却永远没有交汇的轨迹。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树与树的距离，而是同根生长的树枝，却无法在风中相依！泰戈尔的诗，妙语点破了玄机。世情薄，人情恶。仓央嘉措的爱情，注定要在这政治的旋涡中，演绎一场乱世情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