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孚集团后，广东国民政府决定迁都武汉。根据安排，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鲍罗廷等人乘火车沿粤汉铁路前往武汉。巧合的是，鲍罗廷的夫人鲍罗廷娜刚随苏联外交信使抵达上海，准备与丈夫团聚，遂决定搭乘轮船前往武汉，而鲍罗廷娜乘坐的就是刚在上海完成任务的苏联客轮“列宁纪念”号。

    1927年3月1日，“列宁纪念”号航行至南京下关附近，桅杆上高悬的苏联国旗引起了当地海关人员的注意。当时中国海关由驻北京办公的英国籍总税务司安格联掌控，安格联得到伦敦的训令，积极配合张作霖等军阀对进出中国港口的苏联船只实施重点缉查。根据安格联下达的“通令”，南京海关人员拦下了“列宁纪念”号，在登船检查的过程中，发现了三名自称苏联外交信使的白人男性和一名自称“格鲁斯堡夫人”的白人中年妇女。由于苏联信使以“外交行李享有豁免权”为由拒绝检查行李，海关人员立即向驻当地的直鲁联军司令张宗昌报告。

    张宗昌随后派出白俄士兵登船检查。交涉中，白俄士兵强行检查了那名白人妇女携带的行李，结果搜出一份写有俄文“鲍罗廷夫人”字样的文件。获悉此事后，张宗昌如获至宝。3月6日，鲍罗廷娜及3名苏联外交信使、47名船员被押往济南。

    鲍罗廷夫人被扣的消息传出后，舆论为之震惊，武汉国民政府各机关和团体纷纷通电斥责张宗昌的暴行，希望北伐军“速张挞伐，灭此朝食”，苏联驻北京大使馆也连续三次向安国军政府提出严重抗议。3月21日，苏联驻华使馆代办约见安国军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警告说安国军政府应立即下令张宗昌放人放船，否则苏联政府将“采取相应对策”。

    在张宗昌眼中，国际公法毫无约束力，他现在琢磨的是如何利用鲍罗廷夫人迟滞北伐军的前进。为此，他派人秘密赴汉，给鲍罗廷带去一封书信，要求鲍罗廷“以自身之威力，督促双方签署休战之协议”。但鲍罗廷只是冷冷地回了一句：“我相信中国人民的能力，他们一定会很好地保护她的。”

    得到鲍罗廷冰冷的回复后，张宗昌恼羞成怒，将“列宁纪念”号挟持到长江入海口，然后邀请上海的各国媒体目睹他们是如何把苏联轮船炸成废铁的。紧接着，张宗昌又把鲍罗廷娜等人解送北京，交由张作霖处置。

    这时候，张作霖在日本支持下，正进行疯狂的反苏反共活动。4月6日，张作霖派兵冲击苏联大使馆，逮捕了在使馆避难的李大钊等人和10余名苏联外交官。4月28日，张作霖绞死李大钊后，放出风声说要处死鲍罗廷娜及苏联外交人员。5月23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向中国驻苏代办郑延禧递交公函，严厉警告北京当局：“此等人员（指鲍罗廷娜等）若与李大钊等同一命运，则苏联政府将采取相当之手段。”

    7月10日，北京高检厅开始审判鲍罗廷娜等人。审判持续一周未有进展，后突然传出消息：鲍罗廷娜被释放了。原来7月16日，美国参议院议员皮汉拜会张作霖。会谈期间，张作霖吹嘘说：“我最近杀了20多个赤色分子，明天我要杀鲍罗廷太太了。”一听此话，皮汉大惊失色，他警告张作霖，如果不经审判而处死鲍罗廷娜，“那么西方媒体会把您看做禽兽。在西方，即便判决妇女有罪，也很少处以极刑，更何况鲍罗廷娜是一位外国女士。”张作霖听后颇为沮丧，恰巧负责审理此案的高检厅法官何隽前来请示，张随口说：“或可开释。”一向对苏友好的何隽抓住这个机会，马上当庭开释鲍罗廷娜，然后弃官跑到天津租界避难。就在宣判结束仅两小时后，醒悟过来的张作霖又下令搜捕，但“夫人已不知去向”。对被释放也感到疑惑的鲍罗廷娜躲进东交民巷一个外籍人士家中，几天后经蒙古返回苏联。不久，武汉国民政府背叛大革命，鲍罗廷遭到驱逐。7月27日，鲍罗廷离开武汉，取道西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