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开启“二”的哲学
一个人,也该守土抗战。
他提出的对日“实行持久战”、“宜在有利之地形与之作战”和八路军的实践不谋而合。
在与傅作义共同领导绥远抗战时,阎锡山以继母陈秀卿的名义,将父亲的遗产87万元捐给前线。晋绥军将领、学生、商人,随即纷纷解囊。
凡此种种,包括摈除党派之见联合共产党人,放手让薄一波发展壮大牺盟会,表现出他的政治胸襟,是他真心抗日的举动。山西当时成为陕北之外的又一个抗日中心,吸引了许多爱国志士。
徐向前是五台人,阎锡山的同乡,且在阎创办的省立国民师范读过书,是阎的学生辈。1937年9月他作为“向导”,与周恩来、彭德怀等赴太原同阎锡山商谈八路军入晋抗日的事。
半个月后,由阎锡山筹划,林彪、聂荣臻指挥的115师在平型关打了一个伏击战,取得八路军抗战以来第一个胜仗,也是华北战场上中国军队主动歼敌并首次胜利的战斗——尽管它无力扭转中国军队在整个晋中战役中的被动局面,无法改变对日作战的一连串失利及太原的沦陷。
节节败退的过程中,阎锡山有过骑着毛驴撤退的经历,也曾赋诗抒怀:夜向吉县行,昕水百余经。行人身半湿,残冰伴稠星。
阎锡山真心抗日的同时,蒋介石却横下一条心:攘外必先安内。他不断调遣阎和张学良带兵“剿共”——让晋军、奉军与共军彼此消耗。阎、张同病相怜,深感再这样下去只能两败俱伤、国家大损;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才能保全自己、保全国家。
一年之内,张学良5次飞抵太原跟阎锡山“共商陕北剿匪事”,双方小心翼翼,边试探边由浅入深、由虚而实,彼此心照不宣。
1936年10月31日是老蒋50寿辰,阎锡山就停战问题进言,蒋厉声道:“你们只答复我一句话,是我该服从你们,还是你们该服从我?”阎锡山对张学良说:“汉卿啊,看委员长态度,咱们不能再说话了,以后看机会慢慢做吧。”
42天后,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兵谏,扣押了蒋介石,史称“西安事变”。面对国家危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较好选择。事实证明,阎锡山多方斡旋调停,功不可没。
至于1940—1944年间,阎锡山与日本人频繁地接触,通常被指斥为“勾结”。事实上,这是一场无甚进展的讨价还价和软磨硬泡。日本想利用阎的身份、资历和地位令山西乃至华北脱离重庆政府;而阎想借助日本,在“剿共”的同时克服自己的困难,加强经济和军事实力。赵戴文曾向阎说:“以后无论局势如何变化,希望你不要走汪精卫的道路。”阎回答说:“我有我的主张,我为了存在,利用他们,决不会走那条道路。”
谈判中曾出现过这样一幕:日方代表花谷正极不耐烦,对阎锡山拉扯起来。阎毕竟是读四书五经长大的,尽管难堪,也只是皱起眉头。
日本军方回忆录里,阎是个“有自私自利打算、老奸巨猾不吃亏、难以揣度的人物”。在日军1938年就制定的瓦解、诱降中国军队的计划中,阎锡山的代号为“狸”。
二的做法
二的哲学即中的哲学,有四个明显特点:一是自存自固是其出发点和归宿;二是不偏不倚,保持中立,见风使舵,从中渔利;三是制造矛盾,利用矛盾,巩固统治;四是追附形势,标新立异,独立特群,彰显个性。其实质是存在就是真理,需要就是合法;存在就是一切,一切为了存在。
阎锡山的青少年时期基本上是在他父亲开设的积庆长钱铺度过的,日常的业务便是放债收息并参与金融投机。商海之中有的重承诺、讲信誉,有的却恃强凌弱、以智诈愚,贪婪、狡猾、伪善、欺骗,形形色色,不一而足。阎锡山深谙此道,掌权之后也习惯用商海的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