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多出个纸团。再一翻，又没了。一会儿又出来两个。又一翻，没了。再一翻，出来三个。最后一共出来四个，放在桌上，用手一抹，就全都不见了。他又喝了口酒。

    “叔，我不知道，”他低着头，“一百次失手一次。但是我一次都不能失手。”

    我有心问到底赌了什么，但看着他的表情，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我们其实并不算很熟。

    最后我什么也没说。刘五洲抬头看了看我，笑了笑，拿起杯子往我面前那杯一撞，突然豪气顿生，仰头挺胸道：“没啥，叔，我能赢！”

    我看着他，什么也没说，举了举杯，喝了一口。还真是酒。

    “叔，太晚了，您回去吧。我得尿个尿去。”他说。

    之后有一个月我没见着他。问店里的小姑娘，答说刘五洲病了一场，好像还住院了，不知道还回不回来。我想，他那个身板儿，看着就像是有什么病，估计是回老家养病了。没想到几个礼拜之后，他又生龙活虎地出现在店里了，只是脸色有点苍白。

    “干吗去了你？”我问他。

    “咳，病了，没啥事儿，叔，别担心！”

    “呸，谁担心你？端面去。”

    打那起，见他的面就少了，因为我来得晚，而他似乎较少值下午班了。十一月的一天晚上，冷得让人不敢往后想腊月什么样。我裹紧衣服顶风去店里吃面，看见刘五洲正在给筷子消毒。消完毒，他把筷子一把一把地往桌上的筷笼里扔，例不虚发，惊得我站在门口半天没敢进门。他看见我，咧嘴一笑：“叔，您来了，快进来，冷！”

    我在常坐的桌边坐定，要了碗面。等我吃完，略微暖和了一些，刘五洲就搬凳子坐在一旁跟我聊天。这天我给他讲了很多古人，因为我记性不好，估计有很多讲的是错的，比如我说孔融是晋国人，这也可以说是为了增加亲切感和说服力。刘五洲捧一杯热面汤听我讲，有时大笑，但大多时候很安静。末了，他收去碗筷，给我点了根烟。

    “叔啊，今天再给您变个新鲜的，好不好？”他说。

    好奇之心人皆有之，何况我又不老（这是真的，作者注），我点点头。

    “您先把账结了吧。”他神头鬼脑地说。我一皱眉头，摸出一张一百的给他。

    “您这也太大了，叔，”他接过钱，“我给您破开。”

    他把这张大钞横着折了又折，成了一根纸卷，比直了藏在左手中指后，右手捏着一捋，接着双手展开，变成了一张五十的。

    “我×！”我爆了粗口，“快给老子变回来！”

    刘五洲嘿嘿一笑，如法炮制，再一展开，变成了一张二十的。

    我颓然坐倒，靠在靠背上，有气无力地说：“妈的，你玩儿吧，臭小子。”

    于是我看着他把这张钱变成十块的、五块的、一块的，最后揉成了一个小纸团，用手掌一压，再一打开，居然变成了一个硬币。接过来一看，还不是人民币，是游戏厅币。

    “你小子生了场病，本事可大了，”我叹道，“往零碎了变算什么本事啊？你给我变回一百的来。”

    刘五洲低下头，乱糟糟的刘海垂下来，遮住了他的眉眼。“我要能那么变，”他小声说，“还打什么赌啊，叔。”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他。冬去春来，妻子从广东出差归来，我也很少一个人去吃面了。即便去吃，也不会在那个点儿去；即便在那个点儿去，也没有人陪我聊天了。因为别的服务员干活太慢——相对刘五洲而言——所以总是很忙乱，没什么时间理我。我一直不知道刘五洲去哪了，更不知道他跟他哥打的什么赌。

    一直到我知道他死了。

    初夏，不是五月就是六月的一个周六中午，我忘了是因为什么，一个人去吃面。中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