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夏天的早上，我妈来电话说：“你爸队里要给他做一个退休相册，让选25张照片，你来帮着拷一下吧。”并用炸酱面作为诱饵。我自然欣然咬钩前往。我问我爸：“这个相册是干吗用的？”我爸吐了口烟，说：“大概跟你们那会儿的同学录差不多吧。”

    于是我开始挑照片。我爸有云南、江西、湖北、湖南、四川、西藏等地的旅游照片。我一张一张选下来，挑他最精神的，拷进卡里拿给他看。

    “诶？”他把烟蹍死，皱着眉头看着，“怎么都是我啊？”

    “你的相册不放你放谁啊？”我往面条上整齐地摆黄瓜丝。

    “我的队友呢？”他问。

    我呆住了大概15秒。我完全没考虑这个问题。我是说，我完全没考虑到我爸还有队友，我更没考虑到他会想要在退休相册里放队友的合影。我甚至没想到他真的会在意这相册里放的是什么。我把摆好黄瓜丝的碗放下，怯生生地看着他。

    “先吃饭吧。”他叹了口气。他很生气。我于是又端起碗来，但不太敢出声吃。你知道，吃炸酱面时不能出声，真是生不如死。

    我爸是一名万恶的城管队员。一般老百姓都这么说城管。但他其实是一个好人。他这一辈子从没抄过一个小贩，没掀过一个摊，没抓过一个人，没扣过一辆车。我有一次跟他们队里喝茶，趁我爸上厕所的当儿，问一个叔叔：“我爸这么干，怎么在队里立足啊？”

    叔叔啜了口茶说：“一来呢，他从绿化科转来的时候年纪已经大了，活儿都是年轻人干。二来嘛——”说着他突然自顾自地笑了起来，笑了足有半分钟，“二来你爸长得实在太凶了，小贩看见他望风而逃，谁敢跟他对抗啊？”然后一屋子的老老小小都狂笑起来。从他们的表情里我看得出，笑归笑，但恐怕真就是那么回事儿。

    高考前夕，为了让我上学方便，一家三口住在队上的一间库房里。院子由绿化队和城管队组成，都是和善的人儿，我从没觉得有一个凶神恶煞，除了我爸。而我爸却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他是队里唯一读过和的人。

    我亲历过几次。三口人吃完饭上街遛弯，他嘱咐我们别跟着他，然后噌噌噌紧走几步，再转入慢悠悠的散步节奏。我们之间拉开了一段微妙的安全距离。这可能是世界上唯一让人不舒服的安全感。肯德基门口有几个卖盗版盘的，见了我爸就点头哈腰叫“张哥”，却也不跑，有时候还递上几张盘来，我爸一般摆摆手。有时也拿。

    有一回经过一个地下通道，他背着手，盘着珠子，在前面缓缓地走。通道两旁的小贩像被注射器推了一样，捏起摊布四角，整整齐齐跳了脚往东跑。跑到一半，呼啦啦地又都回来了，后面跟着对面辖区的城管。这条地下通道以中间为界分两个队管。那城管三两成群，吆五喝六，好不威风。小贩抱着包袱往回跑，到我爸面前，迟愣一下，看他微微一点头，便又继续往后蹿去。那时候我看我爸的背影，觉得有股噼啪爆响的气流在周身环绕，四边的空气都扭曲了，连地下通道的灯都明灭起来。

    我爸的队友说：“有你爸这样的人，我们还需要打砸抢吗？”其实他们都是很好的人，没有我爸他们也不会打砸抢，这我是知道的。如今这个凶神恶煞突然一退休，他们是有点儿不知道如何是好。他们队里有好几个大学毕业生，还有几个转业军人。这支队伍很不好带——有贾家楼的，也有瓦岗寨的；有穿长衫的，也有光膀子的——他们需要我爸这个读过书的凶神恶煞来中和他们的气场。以后只好靠他们自己了，我想。

    吃完饭，我重新挑了照片。在庐山的石碑前，老老少少十几口子围成一个扇面，我爸一脸政治不正确地站在正中，好像按快门的人是他的死仇，眼里恨不得冻出冰来。我觉得这张很合适，就把文件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