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纽约开出租车，干这一行已经有28年多了。要问我昨天早饭吃的什么，我或许回答不上来，但有一位乘客给我留下的记忆之深，我这一辈子怎么也不会忘掉的。

    那是1966年春天，一个和煦的星期一早晨。我驾着车在纽约大街上慢慢前行，以兜揽顾客。行至68号街口，红灯亮了，我停了下来。街的正对面便是纽约医院，我看见一位穿戴得体的男人急步冲下医院门前的台阶，在向我打招呼。

    正在这时，绿灯亮了。我后面那位司机在不耐烦地按着喇叭，警察也吹起哨子示意我快开车，但我不愿失去那位顾客，一直等他钻进车里。“请去拉瓜地亚机场，”他说，“谢谢你等我。”

    那太好啦！我暗自盘算自己的运气不错。星期一上午，拉瓜地亚热闹非凡，回来不会放空的。想到这里，我不禁会心地笑了起来。

    他一上车，我就在寻思：这位乘客爱不爱讲话？或是上车就老盯着报纸看？过了一会儿，他讲话了：“你觉得开出租车这一行怎么样？”

    那可是个极为普通的问题，我也给了他一个极为普通的回答；“很好，”我接着说，“既能谋生，有时还能遇上些很有趣的人。不过，要是还能找到一项一周可挣100块钱的差事，我也会改行的——就像你一样。”

    他的回答引起了我的兴趣；“假如还有待遇更高的差事，我也不会改行的。”

    我还从未听见过有这样讲话的人，便问道：“你干什么工作？”

    “我就职于纽约医院神经病科。”他回答说。

    这些年，我对人总有一种好奇感，总想尽量从他们身上打探到更多的东西。很多次跑长途，我都和乘客建立起了密切的关系，常常得到他们的建议和忠告。或许是这位乘客酷爱自己的本职工作，或许是那美好的春光令我心情舒畅，使得我开口向他寻求帮助。离机场已经不远了，我正了正身子。

    “求你帮我个大忙，行吗？”我带着恳求的口吻问道。他没有回答。“我有个儿子，”我接着说，“他今年15岁，是个好孩子，在学校各方面都不错。暑假期间，我们要他去参加夏令营，可他想干活。眼下，一个15岁的孩子是找不到活干的，除非父亲有门路，而我又没有这个本事。”我顿了顿问道：“你能不能找个活路让他暑假去干——哪怕不给报酬也行。”

    他仍一言不发，这时我才觉得谈起这样的话题未免显得太不知趣了。但在到达终点时，他终于说话了：“好吧，学医的学生暑假期间有个研究项目，或许他适合干，你让他把成绩报告单寄给我看看。”

    他把手伸进衣袋去掏名片，但没掏着。“有纸吗？”他问我。

    我从棕色午餐食品袋上撕下一小片纸递给他，他在上面写了些什么便交给我。我们最后对视了一眼，便各奔东西了。

    那天晚上，我们全家入围坐在餐桌旁，我从衬衫口袋里掏出了那张纸条，自豪地说道：“罗伯特，你暑期要干的活我给你找到了，就在这儿。”他接过去大声念道：“纽约医院，福雷德·普拉姆。”

    第二天上午，儿子总算寄出了他的成绩单。几天之后，这件事就被淡忘了。

    两周以后，我下班回到家，只见儿子满脸笑容，递给我一封写给我收的信，信中要儿子去面见普拉姆的秘书，落款是“纽约医院神经病科主任、医学博士福雷德·普拉姆”。

    儿子得到了工作，最初作为自愿参加者，不拿报酬，干了两周。随后是每周40块钱的薪水，一直干到开学。他跟着普拉姆博士在医院上上下下，为他做些细小的杂事。穿上白大褂，他顿时有一种比平常的自己更有不同的感觉。

    第二年暑假，他又去了那里，这次吩咐他做的是些较为重要的活。中学快毕业时，普拉姆博士还为他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