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局限于当地和湘军内部。对曾国荃“良田美宅”的评品指摘，则多来自其湘乡老家。这一次不同了。湘军由南京运输战利品回湖南这一情景，距离既远，时间又长，数量又是如此巨大，为长江上下诸省人民所共见。由于南京地位的重要，朝廷还特意派出重臣，到南京明察暗访。“朝廷……派富（明阿）将军来，托言查看旗城，其实僧王有信，令其访查忠酋真伪及城内各事。泊船水西门，见城上吊出木料、器具纷纷，颇有违言。”湘军的行径，一时哄传遍及全国，直至上达“天听”。

    关于曾国荃在此次抢劫中的收获，经过重重传说渲染，达到令人无法相信的程度。

    一说天京城破后，曾国荃得部下所献明珠一串，其珠“大于指顶，悬之项下，则晶莹的铄，光射须眉。珠凡一百零八颗，配以背云之类，改作朝珠”。

    又说：“（曾国荃）于天王府获东珠一挂，大如指顶，圆若弹丸，数之，得百余颗；诚稀世之宝也。又获一翡翠西瓜，大于栲栳，裂一缝，黑斑如子，红质如瓤，朗润鲜明，殆无其匹。识者曰：‘此圆明园物也。’”

    这些传说有鼻子有眼，更有种种如同身见的细节，更增加了其流传的魅力。但是这类传说漏洞太多。比如这个“翡翠西瓜”就做了太多野史传说的道具，从和财宝到曾国荃赃物再到慈禧棺中，我们不能不说这些野史的作者想象力太差了些。

    那么，曾国荃在南京大劫掠中到底有没有暴富呢？

    让我们还是继续来看赵烈文的说法。赵烈文当时由曾国藩派驻曾国荃军中“督导工作”，湘军屠城之惨状他记得非常真实，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他的下述陈述是假的：

    同治六年六月十七日，曾国藩与赵烈文言及沅师收城时事。师云：“本地人尚知感激，若非各营统领猎取无厌，岂非万全美事。”余云：“沅师已实无所沾，但前后左右无一人对得住沅师耳。”师云：“沅浦不独尽用湘乡人，且尽用屋门口周围十余里内之人，事体安得不糟，见闻安得不陋。”

    同治六年七月二十日，他和曾国藩聊起曾国荃攻天京后的事。“谈问沅师收城时事。余曰，沅师坐左右之人累之耳，其实子女玉帛无所与也。”

    按这种说法，虽然部下后来向他进贡，必不能免，但当时曾国荃本人并没有直接把手伸向子女玉帛。因此，曾国荃在天京之劫中虽有所收获，但绝不是湘军中收获最多之人。

    除了赵烈文以外，还有一些人为曾国荃辩解，他们所言，大抵也有说服力。比如说此为“诬蔑不经之词。其兄弟皆总师多历年所，而国荃甲子（指同治三年）乞病归，倾所储，置田屋，实不过银三万而已。其姻娅曹襄纪为予言之最详，湘绮先生亦谓曾氏昆季皆非富”。

    确实，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不能轻易套在曾国荃头上，因为仅凭合法收入，曾国荃就可以把他的家产说得很清楚。曾国荃自咸丰七年至同治三年，都是湘军重要统帅，如果按前文所算年收入五千四百两计，六年收入三万二千四百两。这与“国荃甲子乞病归，倾所储，置田屋，实不过银三万而已”相符合。

    至于人传曾国荃家产百万，那已经是他担任总督多年之后的事了。徐珂在《清稗类抄》中说：“湘乡两曾之富，文正逊于忠襄，世所知也。然忠襄资财亦不及百万，不若近今疆吏之筮仕数年可致千万也。（徐）花农（琪）兄之次女杏文适忠襄之嫡长孙慕陶侍郎，尝言：‘忠襄身后，仅有田六千亩，长沙屋二所，湘乡屋一所。’”

    《曾国藩年谱》载，曾家原有土地一百余亩。太平天国失败后，曾国荃“号有田百顷”。郭嵩焘在驳斥王运《湘军志》时说过：“曾国荃亦无百顷田。”百顷为一万亩，不过百顷，则其田产不过几千亩。

    说曾国荃资财不及百万，乃是指一生的积蓄而言。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