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的收入有天壤之别，因为京官只有死工资，而外官们在地方上有大量灰色收入。外官需要建立在中央的关系网，所以每次进京，都要给京官们送点礼，名为“冰敬”（孝敬夏天买冰消暑的钱）、“炭敬”（冬天烧炭的取暖费）、“别敬”（离别京城时的“分手礼”）。如果遇到年节，还要送“年敬”、“节敬”。这类馈赠，少则数两数十两，多则数百两。如果认真归类，这固然是官场腐败的一部分，但是在官场中混，似乎还没有听说谁会拒绝这笔小小的“灰色收入”。因为数目不多，面积太广，人们习以为常，实际上这只是清代官场诸种陋习之一。即使清贫的京官，逢年过节，也要给座师等人送上节敬门包。李慈铭说，京官穷得没办法，每逢一个地方官进京，都要摸摸底，看看有没有同学、老乡什么的关系可以拉得上，如果有的话，就要想方设法拉上关系，先是去拜见，然后是请吃饭，希望从中获得一点好处。

    作为一个官场新人，曾国藩资望全无，关系不广，外官赠送不多。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在《辛丑年正月记旧存银数》中，曾国藩记载正月这类收入有以下几笔：

    程玉樵送别敬十二两。罗苏溪送炭资十两。李石梧送炭资十六两。

    在《辛丑年入数》中记载从二月到年底的此类收入：

    二月初五日，彭洞源送银四两。

    三月初六乔见斋送别敬十六两。劳辛阶送别敬十两。

    十四日黄世铭送别敬十二两。

    ……

    通计全年炭敬、别敬等项共计九十七两。

    曾国藩到京头两年花费约一千三百两白银，到道光二十一年年底，家中带来的银子终于花光，外官馈赠又如此之少，他开始面临借钱问题。

    在京为官，声誉如何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决定了你能不能顺利地借到钱。曾国藩在家信中说：

    在外与居乡不同。居乡者紧守银钱，自可致富。在外者有紧有松，有发有收，所谓大门无出，二门亦无入，余仗名声好，仍扯得活，若名声不好，专靠自己收藏之银，则不过一年，即用尽矣。

    道光二十一年年底，年关将近，手头银两终于全部花光，曾国藩找人现借了五十两银子，才勉强过了个年。及至道光二十二年的春夏之交，他借银已达二百两。到这年年底，累计更高达四百两。在这一阶段家书中多次出现“借”、“欠”、“窘”的字样，艰难形状，跃然纸上。在此之后，借钱更成为曾国藩弥补财政赤字的最主要手段，借款额最高时达一千多两。

    分析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收入来源，可以列表如下：

    俸禄只能满足开支的四分之一。

    从表面上看，“低薪制”为国家节省了财政开支，其实惩罚的是奉公守法的清廉之员，方便的是贪墨之徒。俸薄如此，“不取之百姓，势必饥寒”。国家不得不对官员们“灰色收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由此使得官员贪污舞弊成为半公开的必然。

    贪污舞弊的前提是手里有可支配的免费或者低成本资源。京官，特别是翰林院这样的清水衙门里的京官，绝少这样的资源，但是在近乎绝境的经济状况压迫下，许多京官还是千方百计地开辟财源。许多京官因此绞尽脑汁，寻找发财门路，甚至替外官跑关系、找门路，落点手续费和跑腿钱。许多人因此生活得也不错。

    曾国藩却没有做这些偷鸡摸狗的勾当，因为他已经发誓“学做圣人”。在曾国藩的资料档案中，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一笔曾国藩营求私利的记载。这一年曾国藩收入账中只有替人办诰封收入十六两这一笔，算是帮人办事所得的收入。这类收入在当时社会是京官可以获得的半合法收入，不算贪墨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