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呢？让我们从衣食住行几项来观察一下曾国藩的支出情况。因为《湘乡曾氏文献》中存有辛丑年（道光二十一年）完整账簿，所以我们以道光二十一年为观察重点。

    曾国藩在京期间的一个主要支出项目为房租。身为朝廷命官，住宅须配得上官制威仪，因此自然不能蜗居斗室，或者和那些卖大白菜的做豆腐的挤在一个大杂院里。所以京官们虽然穷困潦倒，却多租住大宅，讲求宽敞气派。稍晚于曾国藩的李慈铭在京官期间，租居为保安寺街故闽浙总督旧邸，有屋二十余楹，有轩有圃，花木葱郁。这是当时京官的常态。

    道光二十一年八月，曾国藩搬到绳匠胡同，房十八间。曾国藩在八月十七日家书中说：“屋甚好，共十八间，每月房租京钱二十千文。”如此算来，则一年房租就要一百六十两银子，用去全部薪水还不够。总计道光二十一年房租和搬家装修费用，共花去白银七十五两三钱三分。

    另一项最重大的花费就是社交应酬。京官的工作很轻闲，他们的主要生活内容，就是日日聚宴，因为这是他们建立人际网络的最重要方式。每天晚上，北京著名的馆子门口，停的都是官员们的车马。清人张宸的《平圃遗稿》说，京官聚宴习以为常，“若不赴席、不宴客，即不列于人数”。也就是说，别人请客你不能不去，别人请客你也不能不回请，否则你就不是圈子里的人。清人李慈铭的日记中载，自己一年支付各个酒店的饭钱就达百余两，而据他自己说，因为不喜交往，他的朋友圈子并不算大。

    曾国藩生性喜交游，我们根据《湘乡曾氏文献》中道光二十一年的数据，对曾国藩这一年社交花费进行一个不完全的统计：

    正月，团拜分赀二千文。黄矩卿赀分二千五百文。

    二月，某友祖母去世，奠份一千文。

    三月，吴子宾处寿礼一两。湖广会馆公请乔见斋，分赀二千五百文。请吴世伯朱世兄，分赀一千文。

    四月，穆中堂、卓中堂两处祝敬，各一两八钱八厘。致其他处节敬、寿敬、门包共十一两九钱四分。某朋友寿分一千文，朱世兄嫁妹随礼及送卓中堂寿屏共二千四百文。

    ……

    合计这一年曾国藩人情来往花费七十九两一钱六分。这其中并不包括自己单独请客吃饭的花费。这类花费在曾氏账本中随处可见，比如：

    二月，东麟堂请客八千文。三月，东麟堂请客十千文，便宜坊差役五百文。四月，付东麟堂十六两七钱七分。七月十二日，付厨子二千五百文，准备十三日在家请客。十月，请客预付菜钱一千文。

    仅以上数项，就合计白银三十一两四钱四分。

    算上请客吃饭，社交开支当年至少一百一十两六钱。

    第三项较大的花销是买衣服。

    曾国藩家书之中多次提及衣服。晚年他说自己“忝为将相，而所有衣服不值三百金”，多次要求子女“衣服不可多制，尤不宜大镶大缘，过于绚烂”。由此引出后世的种种渲染，比如说他最好的衣服是一件天青缎马褂，只在新年和重大庆典时才拿出来用，平素便放在衣橱里，因此用了三十年依然犹如新衣云云。

    其实翰林们经常需要出入宫廷，衣服必须体面，方符国家体制。曾国藩为人固然节俭，但是在官派威仪上却绝不含糊，因为穿得体面，代表的是对上司、对官场规则的尊重。道光二十九年，曾国藩在写给弟弟们的信中说：

    我仕宦十余年，现在京寓所有惟书籍、衣服二者。衣服则当差者必不可少，书籍则我生平嗜好在此，是以二物略多。将来我罢官归家，我夫妻所有之衣服，则与五兄弟拈阄均分。

    确实，入都为官后，曾国藩的个人财物中最值钱者就是衣服了。《湘乡曾氏文献》中有一篇账单，记载他入京之初拥有的部分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