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乎极致。

    儒家说，一个人修炼到了圣人状态，就会“无物，无我”，“与天地相感通”。就会“光明澄澈”，“从容中道”，达到一种极为自信、极为愉快的情感状态。而马斯洛也说，当一个人充分自我实现时，也会体验到一种难言的愉悦，欣喜若狂、如醉如痴。人在这时最有信心，最能把握自己、支配世界，最能发挥全部智能。在高峰体验中主客体合一，这是人的存在的最高、最完美、最和谐的状态。

    应该说，儒家的圣人理想远比马斯洛的“自我实现”高远和超越。马斯洛给人实现自己的自然本能以充分的空间，而儒学要求以抽象的由“天理”构成的人，取代具有庸常情感的自然人。因此，儒家的圣人理想有着非理性的、反人性的一面。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圣人学说”也不失为一个强大的心理武器。所谓“取法乎上”，它确实给传统中国人提供了一个可以调动起全部潜能的奋斗目标。只不过，儒家学说所设定的自我完善目标如此高远和超越，几乎不可操作。由于目标的高远难及，手段便非同寻常。

    三

    从曾国藩身上，我们可以悟出自我完善的必经途径。

    首先是立坚定不拔之志。

    立志对一个人人格发展的意义是决定性的。

    人的巨大潜力往往是人类所不自知的。

    心理学家费约做过这样一个实验。他要求三群学生举起重物，看谁坚持的时间长。他对第一群人什么都没有说。对第二群人说的是，想看看你们谁最有耐力。对第三群人，他则说，你们举起的这些东西关系重大，因为上面的导线连着一个电网。如果你们一放下手，这个城市就要断电。为了朋友和家人们，你们一定要多举一会儿。

    结果，第一群人平均举了十分钟，第二群人竭尽全力，平均坚持了十五分钟。第三群人，却平均坚持了二十分钟。

    可见，人的能力发挥多少，与对自己的要求是密切相关的。或者说，精神力量直接决定着身体潜能的发挥程度。

    因此，“立志”或者说确立一个终身的奋斗目标，对一个人的精神成长是至关重要的。曾国藩对这一点体认极深。他曾说过，立志譬如打地基，“古者英雄立事，必有基业……如居室然，宏大则所宅者广，托庇者众。诚信则置址甚固，结构甚牢。”只有基础广阔、结实，才能在上面盖起宏伟壮大的生命之殿。曾国藩人生第一个成功之处，就在于立了最高远的志向。

    马斯洛将自我实现列为人的最后一重追求。越过从食色性也到出人头地这些层次，才能达到自我实现。

    而曾国藩直接把目标锁定在了自我实现，也就是做“完人”。他认为，这一目标实现了，其他目标就自然而然地能达到。他在给诸弟的信中说，不必占小便宜：“做个光明磊落、神钦鬼服之人，名声既出，信义既著，随便答言，无事不成，不必爱此小便宜也。”也就是说，如果做成了光明磊落的伟人，人生日用、建功立业自然也就不在话下。

    道光二十二年，曾国藩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说，他已经立定了终身之志。他说：

    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于为天地之完人。

    这就是他为自己立定的“终身大规模”。

    以“完人”为人生目标，确实可以称得上是“取法乎上”了。曾国藩一生成功的第一个要诀，就是立志高远。这一志向，驱动他一生不在小诱惑、小目标面前止步。促使他在多大的困难面前都不苟且，不退缩。促使他“洗除旧日昧卑污之见，矫然直趋广大光明之域，视人世之浮荣微利，若蝇蚋之触于目而不留”。

    四

    有了志向，接下来需要的就是实行力。

    古往今来，立志之人比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