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曾国藩看来，官场风气败坏已极，随波逐流，断难成功。要想挽救天下，首先就要改变官场风气，“痛惩而廓清之”。他希望以自己至刚至猛的办事风格，给浑浑噩噩的湖南官场一个震动，打破这个死气沉沉的铁屋。他哪里知道，这些地方官员，虽然办起正事昏聩糊涂，但是坏起事来，个个都是行家里手。一场大风波不久就到来了。

    没有办公场所，他就借住在一户祠堂里。

    传统时代，人生的全部价值似乎都浓缩在“升官发财”四字之中。刚刚步入政治高层之际，曾国藩是十分兴奋的。他写家信说，“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擢不次”，如此顺利，连他自己都感到很意外。

    湘军出省作战实行的是“就地筹饷”，江西省官僚系统负有供饷之责。其时江西巡抚是陈启迈。其人气度狭隘，寸权必争。在他眼里，曾国藩不过是一个办团练起家的在籍官员而已，地位等同绅士，要在江西吃自己的军饷，就必须对自己唯命是从。因此他对曾国藩指手画脚，呼来喝去，而所下命令又朝三暮四，令人左右为难。曾国藩在奏折中有过这样的描述：

    余生平吃数大堑，而癸丑六月（咸丰三年六月被赶出长沙）不与焉。第一次壬辰年（道光十二年）发佾生，学台悬牌，责其文理之浅；第二庚戌年（道光三十年）上日讲疏内，画一图甚陋，九卿中无人不冷笑而薄之；第三甲寅年（咸丰四年）岳州靖港败后，栖于高峰寺，为通省官绅所鄙夷；第四乙卯年（咸丰五年）九江败后，赧颜走入江西，又参抚臬，丙辰被困南昌，官绅人人目笑存之。

    当然，使他“积泪涨江”的根本原因，不是江西官员的个人素质，而是咸丰皇帝对自己不信任。在籍之员出山带兵，本是基于对王室的忠心，不想皇帝却对他如此提防，曾国藩的寒心和委屈可想而知。他无时不想挂冠而去，但时势之危与圣人之教又不容许，只好百计隐忍，甘受煎熬，长年寸心如焚。“国藩昔在湖南江西，几于通国不能相容。六七年间，浩然不欲复闻世事。”“虹贯荆卿之心，而见者以为淫氛。碧化苌宏之血，而览者以为顽石。古今同慨，我岂伊殊。屈原所以一沉而万世不复者，良有以也。”委屈痛苦，溢于笔端。甚至这样对好友刘蓉说：“所至龃龉，百不遂志。今计日且死矣，君他日志墓，如不为我一鸣此屈，泉下不瞑目也。”种种不平之鸣，证明这是他一生中精神最痛苦的时期之一。一向对曾国藩多所讥评的王运，在编写《湘军志》时，也在日记中对曾国藩深表同情：“夜览涤公奏，其在江西时，实悲苦，令人泣下……涤公言：‘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船之上驶，则绕屋彷徨’，《出师表》无此沉痛！”

    第二次大辱，曾国藩的说法有两种，一种是“余初为京师权贵所唾骂”，一种是“庚戌年上日讲疏内，画一图甚陋，九卿中无人不冷笑而薄之”，这讲起来就要费些笔墨了。

    四是治军不再一味从严，而是宽严相济。

    对这样一个毫不知兵的巡抚，曾国藩实在无法敷衍，只好拒不从命。这下子惹火了陈启迈，对曾国藩“多方掣肘，动以不肯给饷为词”。曾国藩没办法，只好自己想办法在江西筹饷，这又侵犯了陈启迈的财政权。在他的带领下，江西通省官员与曾国藩针锋相对。曾国藩要对商人抽税，地方官员马上也抽，强分一杯羹。曾国藩要任用一个地方上的绅士，地方官就扣住不放，甚至对敢于接近曾国藩的绅士打击报复。盖有曾国藩关防的捐输执照，不被地方官员承认，说曾国藩“未奉明诏，不应称钦差字样”；又说他“曾经革职，不应专折奏事”；说他“系自请出征，不应支领官饷”等，极尽侮辱玩弄之能事，大有挤垮曾国藩之势。曾国藩在江西数年之间步步荆棘，处处碰壁。曾国藩自己说他在江西“事事被人欺侮，故人得而玩易之也”，连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