败，不是王朝之败（一个王朝战胜另一个王朝），而是制度之败（一种制度战胜另一种制度），也是潮流之败。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言："世界潮流，由神权流到君权，由君权流到民权；现在到了民权，便没有办法可以反抗。"（《 孙中山选集》 第706 页）于是，不讲民权的政权便败给了讲民权的国家，尽管它在镇压国内反抗力量（如太平天国）时还是有招架之功的。

    这个打击对于大清王朝来说实在是太大了。它不但没有还手之力，而且没有自救之路。因为大清王朝是与帝国制度同生死共命运的，根本就俱为一体。帝国制度是其里，大清王朝是其表。帝国制度如不该亡，则大清不亡。大清既亡，帝国制度也就必死无疑了。

    清之败既然在于制度，则救亡之路便唯在改制，即变专政为宪政。对此，无论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还是以孙中山、宋教仁为代表"革命派", 均观点一致，并无分歧。不同之处仅仅在于，所谓"改制"，是应该通过维新来实现，还是应该通过革命来进行；改制以后的国家，是应该实行君宪（君主立宪），还是应该走向共和（推翻帝制）。康、梁是主张君宪的，这就甚至与朝中比较开明或明智的当权派不乏相通之处，只不过后者更倾向于"实君共和"，而不是康、梁主张的"虚君共和"。于是有1898 年的戊戌变法、百日维新，有1906 年的"预备立宪"和1908 年的"承诺立宪"。而且，自1898 年6 月11 日至9 月21 日，短短103 天内，朝廷频繁颁诏三十多道，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领域全面推行改革，决心不可谓不大。

    然而，尽管改革是大势所趋，救亡是国人共识，但对于救什么，却有不同的理解。爱国志士要救的是国家之亡、民族之亡，大清朝廷要救的却是政权之亡、皇室之亡。因此，当改革危及其自身利益时，当权者没有片刻犹豫就把自己从改革派变成了顽固派。

    改革失败了，六君子洒血街头，立宪派如鸟兽散。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尽管集权不等于专制，专制不等于独裁，但帝国制度发展到明清已是专制制度，这两个王朝也都是专制政权。对于专制制度和专制政权而言，实行宪政无异于自杀，康、梁们的努力便注定是徒劳。尽管在"庚子之变"的刺激下，改革和变法又旧话重提，但已风光不再，机会不再。戊戍变法的出尔反尔，辛丑条约的丧权辱国，已使清廷的威望丧失殆尽。人们对这个王朝不再抱有希望，各种试图取而代之的力量在暗中集结，跃跃欲试。帮派、会党、商界、社团，各怀主张当仁不让；尾大不掉的封疆大吏们则心怀鬼胎，见风使舵，"藉人民之后援以抵制中央"。他们甚至站在民众一边与朝廷对抗（比如1909 年爆发的要求速开国会的请愿活动，就受到地方督抚的默许和支持）。就连帝国派出的公费留学生，不少也变成了帝国的掘墓人，积极参加革命组织，宣传革命主张。朝廷勉强做出的改革姿态，显然已不能满足民意。

    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的相继去世，也使原本只有一线生机的变法维新事业雪上加霜。光绪是改革派，慈禧是女强人；前者有开明形象（有号召力），后者有丰富经验（有威慑力），因此尚能维持，甚至给人指望。接手的两个人却根本不可同日而语——隆裕是典型的妇道人家，懦弱无能，毫无主见；载沣是地道的平庸之辈，倒行逆施，鼠目寸光（比如竟干1911 年5 月抛出极其不得人心的"皇族内阁"）。更可笑的是，面对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他们竟采取能拖就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