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命狂魔”的架式，向张先壁部冲去。

    在这支以“关宁铁骑”为主力的军队面前，张部显然不是一个同级别的对手，被迅速打散后纷纷逃窜。慌不择路的败兵，还把王复臣的明军冲得乱成一团。

    急火攻心的刘文秀见状，下令砍断了明军逃跑的浮桥，以求能产生“背水一战”的奇迹。

    于是，“背城一战”的清军，与“背水一战”的明军，拼死厮杀在一起。

    战场上，刀与刀相击，血与血相溅，命与命相博。

    是役，明清两军损失都异常惨重。

    明军土卒损失大半，骡马2300余匹，重要的将领王复臣、姚之贞、张先轸、王继业等战死。

    清军则损失了三分之一多的精锐。

    这场战役，最终以明军的惨败，清军的惨胜而收场。

    保宁惨败，意味着孙可望全面复川的规划付之东流。不完整的四川，随时都可能处于清军铁蹄马刀的冲击之下。

    为追究责任，孙可望将刘文秀解除兵权，发回昆明“反省”。同时还将不争气的张先璧，乱棍打死。

    暗流三、孙李失和、宝庆再败。

    在李定国取得衡州大捷的前一天，孙可望也取得了一次“不大不小”的胜利——攻克“孤岛”辰州，消灭守将徐勇。

    但就在孙李都双双载誊而归时，这兄弟俩却失和了。

    他俩失和最核心的原因，是两者个人本质及理想的不同。

    孙可望的本质是一个政客，他在云南所采取的种种“建设措施”，其终极的理想，就是求在自己功成名就之时，能取代朱氏子孙，成为下一届的“汉人皇帝”。

    而这一理想，在他看来，随着自已在滇黔两省经营的成功，正一步步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

    当他在贵阳独立开府办事时，举止做派，更向“帝王化”的方向发展。

    他发布自已所撰的经书注解，并以此作为南明国家科举考试的“标准教材”，占领了舆论的高地。

    他铸造官印，任命官员，将人事任免权牢牢握在手中，树立了自已的绝对权威，建立了自已的全新班底。

    他建立太庙，太庙之中，朱元璋居中，张献忠居右，自已的“农夫爷爷”居左，其有意向世人展现朱——张——孙的接班体系的不臣之心，昭然若揭。

    而李定国，却是一个很纯粹的人，一个很“喜欢直与真、厌恶曲与假”的人。

    最初，对于孙可望“归顺”永历明朝，他曾一时转不过弯来。

    后来，还对孙可望“孜孜不倦”追求秦王封号的行为，不屑一顾地说：“大丈夫王者自为，何用人封。”

    但当他打着“明”朝的旗帜，进湘入桂，受到沿途百姓从未有过的“热心帮助”时，他慢慢由浅入深，明白了这样一个朴素的道理。

    千百年来，成功进行“治国平天下”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按大多数人意愿“行为做事”，并获大多数人拥护的过程。

    而现在，大多数汉人的意愿就是“反清复明”，只有遵从这一意愿，并付诸实施，大多数汉人才会跟着你舍生忘死、赴汤蹈火。

    最终，你和你的团体，才能获得持久的生命和持续的活力。

    纯粹的李定国，明白这一朴素的道理后，终极的理想，便变得简单而神圣。

    那就是，一心一意贡献自己的天赋与忠诚，重新让大明的人民，拥有一片自由的天空；重新让中国的文明，拥有一方延续的土地。

    余者，皆非所虑！

    象李定国这样的人，在中国的历史上，虽然不多，但还有一些，如李广、祖逊、檀道济、岳飞、余玠、于谦、袁崇焕、张自忠……

    但可惜的是，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