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次科技的变革，总会对社会产生深刻影响。这种影响往往最先作用在政治和军事上。电报的出现，是一次信息革新，它使信息的传输速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进步，这对于视情报与时间如生命的军事将领、政治家们来说，不啻为是一柄利器。即使是对新生事物反应迟钝的晚清，亦不能完全规避这种影响力。清政府晚期的许多著名事件，都是与电报的出现密切相关——或者我们应该反过来说，假如没有电报这种东西的话，许多清末政治事件未必会发生，即便发生也未必会辐射出绝大的影响力和震撼来。科技改变政治，这一条定律即使是在中华老大帝国亦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在电报引入中国的早期，清政府和绝大多数国人并没有意识到电报其中蕴藏的重大政治价值，尽管很方便不错，可也仅此而已。换句话说，电报只是一件“玩意儿”，上不得台面。

    中国正式开始架设电报线路是在光绪五年，李鸿章在天津与大沽炮台之间建成电报线，随即铺开了沿海各省电报建设的大潮。但清政府却一直不认为电报是官方文件，只是称之为“抄电”。当时官员打电报上奏之后，仍旧要用传统途径送递一份同样内容的奏折，以便备档。可见在当时清政府心目中，电报根本不能算是正规文书。

    一直到1883年发生的中法战争，才改变了清政府对电报的态度。当时中国军队一路连胜，昏庸的清政府却一味求和，电令前线停战。老将冯子材和黑旗军首领刘永福复电抗辩，却无力回天。当时担任广东会筹防务的湘军名将彭玉麟按捺不住愤懑之情，愤然赋诗一首：“电飞宰相和戎惯，雷厉班师撤战回。不使黄龙成痛饮，古今一辙使人哀”，把此事比作了十二道金牌召回岳飞的国耻。这是首次把电报与政治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

    此役丧权辱国，颟顸之至。不过电报在这场战争中的作用，倒是发挥得淋漓尽致，让清政府尝到了远程遥控的甜头，认识到了电报的重要性。于是从光绪十年开始，在军机处建立电报档案，光绪帝亲自下旨将电报视作公文来对待。同僚之间的电文往来，被称为“电牍”，给皇帝的电报奏折则称为“电奏”。

    所以查阅中国近代史料就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从光绪五年到光绪十年这期间的电报，几乎没有档案保存。只有在一些满清大员的个人收藏里——如盛宣怀的“盛档”中——才能一窥中国早期电报的风貌。

    到光绪二十四年百日维新之时，电报的名分终于确定下来，被新法提升到了正式公文的地位。而恰好也是这个时候，电报的真正政治价值，也在这一年大放异彩。

    光绪二十五年（1898年）6月11日。一心想要扭转颓势的光绪皇帝主持的戊戌变法正式开始，这是清政府最后一次挽救国运的努力。短短百天内，光绪和他信重的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就颁布了数十条变法诏令，其中牵涉到编练新军、兴办实业、鼓励发明等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一时间中国这只睡狮，似乎有了那么点猛醒的样子。国内的有识之士无不翘首企望，希望他们心目中的明君光绪，能为中国再造一个盛世中兴的气象。

    然而积重难返的满清朝廷，走到了封建社会的末期，已经不可能像明治维新的日本一样轻易摆脱那太过沉重的历史包袱。上有积威数十年的慈禧太后，中有闭目塞听的守旧官僚，下有民智未开的无知百姓。漫说光绪不是光武帝，就算他有着超越唐太宗、宋太祖的才华，面对着这无奈到了极点的局面，只怕也只能黯然一声长叹罢了。更何况，他只不过是个徒有热情，却既无治国的实际经验，又无可依靠的班底的空壳子皇帝呢。

    所以慈禧一反手，光绪皇帝就翻身落马，戊戌六君子或死或逃；所以戊戌变法在史书上，就被后世人取了个别名“百日维新”。一场变法强国的春梦，终究不过是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