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服口服，称言“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蜀军会师于滇池，至七月“南中”悉平。平定“南中”后，诸葛亮“即其渠帅而用之”，实行地方自治，以夷制夷。这样不留兵，不运粮，而纲纪粗定，有利于夷、汉粗安。同时也采取了削弱夷帅、大姓势力的四项措施：一是徙“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充实蜀军的兵力；二是把“羸弱”分给八家大姓作部曲，设置五都尉加以统管；三是选拔其中的人才到蜀汉政权中做官，如夷王孟获后来随军北伐，官至御史中丞；四是派廉正干练的汉族官员承担和、抚重任，如李恢、马忠等人后来都得到了夷人信赖。在此基础上，努力促进“南中”的生产，借以充实军资。实行和、抚的直接效益，在于大略稳定了蜀汉的大后方，有利于投入北伐的运作。三年后（228）诸葛亮首出祁山，挥师北进，旌指陇右，得到南安、天水、安定三郡的叛魏响应。其原因之一，就在当地的氐人、羌人听闻“南中”的和、抚事例，对比曹魏的征讨高压，转而倾心蜀汉。

    当时的降将，后来成为蜀汉镇西大将军而继承北伐事业的姜维，便是西羌支系之一的姜族中的一位人杰，只不过汉化程度较高罢了。

    孙吴政权占据的荆州、扬州、交州之地，涵盖了今之两湖、两广、赣、浙、闽、沪以及淮南、苏南，范围相当广。境内的少数民族，除了荆州西部的“武陵蛮”，主要是先秦“百越”后裔。自秦始皇实现大一统，迁徙中原50万秦民到岭南与越人杂处，汉武帝平越，又在越人聚居区设置郡县以来，“百越”后裔日趋于部分汉化。江淮、浙闽地区的越人分作东越、闽越，统称“山越”，东汉年间已经半汉化。两广地区的越人分作南越、骆越，统称“南越”，汉化程度略次于“山越”，超过“武陵蛮”。其中的“武陵蛮”和“南越”都在边远地区，唯有“山越”在腹心地带，动向如何关系大局。长时期以来，山越人保持着氏族制遗俗，聚宗而居，“白首于林莽”，部伍称为“宗伍”，民众称为“宗民”、“宗部”，豪首称为“宗帅”、“大帅”。平时过着农耕为主的生活，不入平地，不进市邑，不输租税，不服徭役，颇具与世隔绝的色彩。也能用铜、铁制造兵器，加之“俗好武习战”，在汉末战乱中，便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武装力量。综合诸因素，史称他们为“山越”、“山夷”、“山民”、“山寇”、“山贼”，不一而足。

    孙吴政权“立郡县以镇山越”，自始至终，都实行了高压征服加强制掠夺的政策，比曹魏政权硬的一手更加一以贯之。

    从孙权主政初期开始，基本的策略便是分割、新置若干郡县，委派高级将领去担任郡县守令，先勒兵征讨压平，再驱略山越山民从军或者屯垦。先还试行过“镇抚”结合，收效不大，即改为武力高压，进剿征服为主，镇压住再用强制性手段肆行掠夺。建安年间的所作所为，《生子当如孙仲谋》一章业已大体罗列，毋庸赘述。当时黄盖“凡守九县，所在平定”。贺齐讨平丹杨郡黟、歙两县山越人后，孙权将歙县分为始新、新定、黎阳、休阳、歙五县，加上黟县共六县，新设新都郡，由贺齐任太守，军政一体威临一郡。经孙权、孙亮、孙皓三世沿例分割、新置，原江东六郡变成了十四郡，即丹杨、吴、会稽、吴兴、新都、东阳、临海、建安、豫章、鄱阳、临川、安成、庐陵和庐陵南郡。郡县的增多，有利于切割山越固有结构，更有效地加以控制。举凡压服的地方，都强行解散了山越人原有的氏族性组织，迫使山民下山，强者补兵，弱者补户。凌统看准山越“人多”且“壮悍”，“可以威恩诱”，曾经“得精兵万余人”。黄盖也说过，“顾天下事有大势，用江东六郡山越之人，以当中国百万之众”，山越人成为东吴军队主要兵力补充源之一。吴军士兵中，山越人占到一半左右，大有利于抗曹御蜀。驱略山越人下山屯田，还给东吴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