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谋攻篇》说：“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辱骂和恐吓都可以当作心理战手段，用于军事对抗，也用于政治斗争，三国人物多有高手。某些辱骂和恐吓并无预谋，但只要出自敌对行动，也会凸显战斗色彩。

    第九十三回下半回写“武乡侯骂死王朗”，三国历史上没有这回事，又是罗贯中虚构出来的。王朗字景兴，东海郯（今浙江嵊县）人，归顺曹操前曾任会稽（今浙江绍兴）太守，曹丕称帝拜为司空，曹叡即位升任司徒。在担任司空期间，他和时任司徒华歆、尚书令陈群、太史令许芝、谒者仆射诸葛璋等人，都先后给蜀汉丞相诸葛亮写过信，劝其审时度势，上顺天命，下从人心，举蜀国之地降魏。诸葛亮不为所动，作《正议》一文驳斥劝降理由，表达了以弱胜强，统一天下的信念。这些事都记载于《诸葛亮集》，《三国志》本传裴松之注详加引述，以葆忠贞。那以后，王朗于太和二年（228）病逝于洛阳，生前从未参与过对蜀作战，更未在两军阵前与诸葛亮发生对骂。罗贯中仅就一点劝降影子，就把王朗移花接木到诸葛亮的首次北伐事件当中，让他作魏军主帅曹真的军师，在祁山阵前劝诸葛亮“倒戈卸甲，以礼来降”，结果反被诸葛亮当场骂得又羞又怒，倒于马下而死。文学不等于历史，罗贯中如此虚构非但不足为怪，抑且活泛可读，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从中还可以看出，辱骂俨若一种心理战手段，可以产生奇特作用。

    《孙子兵法》第一篇《计篇》，即已强调“兵者，诡道也”，指出为“将”五要之一就在智计。第三篇《谋攻篇》又说：“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这些文字里，虽然并没有直接列举“诡道”智计，但像诸葛亮骂死王朗那种辱骂，分明合乎“不战而屈人之兵”一说，堪称一种“谋攻之法”。事实上，中外古今的军事对抗和政治斗争当中，不只是辱骂，还包括恐吓在内，都经常成为一种心理战的具形选择。其间也有一些猝发性的辱骂和恐吓，尽管沾不上“谋攻”的边，但只要出自军事上或政治上的敌对行动，同样能见人见事，凸显出战斗色彩。这方面，三国人物多有高手，也多有好例，值得后人仔细咀嚼。

    “建安七子”中有个陈琳，擅长写章表书记，曹丕《与吴质书》评价他的“章表殊健，微为繁富”。官渡之战前，他在袁绍麾下作幕僚，袁绍命他撰写檄文声讨曹操。这篇檄文被后人题作《为袁绍檄豫州》，收录于《文选》卷四十四，与后来唐初骆宾王撰写的《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异曲同工，都以辱骂得痛快淋漓著称于世。就檄文性质而言，肯定是一篇遵命文章，属于职务行为，而非个人专利。但诚如明人张溥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陈记室集题辞》中所说，陈琳“为袁本初草檄诋操，心诚轻之，奋其怒气，词若江河”，“后世即有善骂者，俱不及也”。其“善骂”表现在，从曹操祖父曹腾骂起，称其“与左悺、徐璜（汉末擅权宦官，左称‘左回天’，徐称‘徐卧虎’），并作妖孽，饕餮放横，伤化虐民”。次骂操父曹嵩，“乞丐携养，因赃假位，舆金辇璧，输货权门，窃盗鼎司，倾覆重器”。然后骂到曹操头上，指其“赘阉遗丑，本无懿德，狡锋协，好乱乐祸”。这样查三代，骂三代，极尽人格侮辱之能事以后，才洋洋洒洒，真真假假，或夸大其辞，无限上纲；或无中生有，肆意诋毁，历数曹操的桩桩罪行，斑斑劣迹。其宗旨，就是要给曹操政治上定性：“历观载籍，无道之臣，贪残酷烈，于操为甚”。从而“布告天下”，追随袁绍起兵讨贼，建立“非常之功”。借用当今的话说，这篇以“骂”名世的檄文，实质上是袁绍集团在官渡之战前公开发布的罪行榜、声讨书和动员令，兵马未动而先打宣传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