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安出”，表明困踬新野的刘备经过反思，已经找到自己既往二十多年“猖獗”不已的症结所在，当是一个了不起的自我突破。而诸葛亮对症下药强调的关键，也正是克敌制胜，以弱为强，“非唯天时，抑亦人谋”。无论古往今来，这八个字一概适用，而在当时那个“豪杰并起”的乱世当中，“人谋”尤其起着决定性作用。

    诸葛亮分析形势，从政治、军事、外交、内政四个方面，替刘备谋划“霸业可成”之“计”。政治上主张，充分利用“帝室之胄”的正统牌，打出“兴复汉室”的旗帜以号召天下。军事上建言，“跨有荆、益，保其岩阻”以为战略根据地，待今后“天下有变”再行两路北伐。外交上和内政上，则提出了“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的总方针。若能这样做，刘备便有了与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相对立的政治纲领，更方便树立自己的正统形象，以争取人心，也能够实现战略大转移，退出中原逐鹿的“争锋”，求得属于自己的安身立命、建功立业之地。刘备如鱼得水，欣然采纳，从而实现了战略思想和行动路线的根本性突破。后来蜀汉政权建立起来了，虽有反复，也一直以之为基本国策。

    把认识上的突破转化为事实上的突破，对刘备来说，还有一个曲折甚至痛苦的过程。首当其冲的一大考验，就是要不要从刘姓宗亲的手里，顺势夺取荆州？建安十三年（208）七月，曹操亲自率军南下，“会表卒，子琮代立，遣使请降”。刘备率众逃跑经过襄阳，“诸葛亮说先主攻琮，荆州可有”。还有人建议，劫持刘琮及荆州吏士，一起南到江陵。刘备却不忍心这样做，他说：“刘荆州临亡托我以孤遗，背信自济，吾所不为，死何面目以见刘荆州乎？”硬是放弃了一次可以一试的机会。非但如此，他还收容了众多荆州人士，带领着他们一起南逃。“比到当阳，众十余万，辎重数千两，日行十余里”。左右又有人说，拖累这么重，“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他仍然坚持道：“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及至曹操率精骑五千，急追到当阳长坂，他才“弃妻子，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走，曹公大获其人众辎重”。

    这两个举动，历来被誉为“虽颠沛险难而信义愈明，势逼事危而言不失道”（习凿齿语），当作大仁大德的诠注。但穷本溯源，固然没有根据说他纯全是假仁假义，也难以否认属于妇人之仁。既忠于刘表之托，那么，从已降曹的刘琮手里夺回荆州，就是伸张了忠人之托的仁者之义。顺势夺得荆州，践行诸葛亮隆中对策，更是政治家们通行的王者之义，霸业之举。刘备当时未必就绝无此心，但较之于初出茅庐，尚未曾与曹操较量过的诸葛亮，他显然更唯实，明白单凭自己掌握的那点军队（后来与周瑜会合时只有两千人，当时也不会多出多少），纵然从刘琮手里白拣到了荆州这块从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也吃不进嘴里，很容易就被曹操夺去。倒不如避实就虚，敌不过先跑，尽可能地保存实力，顺便作些仁德秀，沽取一点美誉还要实惠些。这从他在当阳长坂被曹军追上，弃众逃生连妻子都不顾了，以及后来从刘璋手里夺得益州，可以得到间接的证实。

    刘备敢于放弃那种胜算太小、风险太大的机会，却善于抓住突然而至、失不再来、真正有利于自己的机会。逃到夏口（今湖北武昌）后，适逢孙权派鲁肃来给刘表吊丧，鲁肃建议刘备与孙权“崇连和之好，共济世业”，他立即接受了这个求之不得的建议，“遣诸葛亮随肃诣孙权，结同盟誓”。这在刘备一生中，确是一个少有的明智决断，表现出了政治智慧。由此衍生出孙、刘结盟，赤壁一战，造成时势大逆转，刘备不仅绝处逢生，而且成了三方瓜分荆州的最大赢家，占有了荆州七郡中的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并在刘琦死后被拥立为荆州牧。

    这一次，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