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亦不知命在何时”。荀彧曾是他的智囊核心之一，仅止由于对他加九锡不满，就被他逼死。孔融、杨修、崔琰、边让等人的言论触犯了他，同样招致了杀身、灭族之祸。至于为报父仇而屠城，发展为明令屠城、杀降，虽然前有古人，后有来者，三国时期也不限于他与董卓，但就杀人之多、历时之久而言，曹操堪称三国时期屠夫之冠。

    百代以下回头看曹操嗜杀成性，固然可以说，历朝历代各式各样以“我”为中心，不择手段地诛杀政敌、诛杀异己、诛杀不再顺心顺眼者，甚至于滥杀无辜的政治权势者其实无不奉行“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法则，只不过曹操既敢行之也敢言之罢了，也不能因之而无视和小视曹操这些恶行劣迹。更何况，曹操的杀人，还在持法峻刻的前提下，与他个人特有的诈伪奸险结合起来，有时还具某种欺骗性。所谓割发代首，即是一个显例。借仓官人头以“厌众”，假棒杀宠姬以警众，也是两出骗人把戏。后世贪渎滥污的权贵显宦，多会以妻妾、小蜜、秘书、下属作掩罪的代用品，如果不是无师自通，就是从曹操这里取得了诈伪“真经”。曹操之所以在后世的戏曲舞台上和民众心目中成为一个大伪的不二典型，除了政治上“托名汉相，其实汉贼”之外，更加深长的文化根须，正在这些行状当中。

    历史地评价曹操其人，同评价古今中外一切政治家一样，有必要区分其历史作用和个人品行。这二者密切关联，互相渗透，只讲其一不讲其二是不行的。但二者毕竟不是同一层级上的两个范畴，作为政治家，其在历史进退上所起的推进作用或阻退作用是第一位的，在发挥作用的过程中所示现的道德品质无论优劣高下，都只能是第二位的，这个第一、第二既不能颠倒次序，也不能混淆性质。对政治家作历史评价，不管个人好恶如何，都必须把第一位的放在第一位，把第二位的放在第二位，才可能做到八九不离十。据此考察陈寿所评：

    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应该承认，对曹操的污行劣迹虽有所隐讳，但认定他在三国群雄中的“明略最优”，堪称“非常之人，超世之杰”，既是到位的，也是中肯的。现代中国的文化巨人鲁迅，对于中国历史上显赫一时的风云人物评价可谓苛严，但他断然肯定“曹操至少是一个英雄”，无疑正是着眼于曹操置身于三国乱世所表现出来的雄才大略和文治武功，而不是连他的污行劣迹都一并包容了。政治功业、个人才干与政治道德、个人品行严重悖反，聚集一身，古往今来他决非独自一人，然而的确是极具代表性。评价这种人，适宜各算各，不必强行作“七三开”或“六四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