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写了“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这个结果让寻找个性的我们很受伤，于是，真开始走自己的路了，写自己的诗就是一个开始。

    1989年夏天，我们最后一个暑假，我与中学时的两位好友在家乡的合影。表情都有些沉重而不够欢快，但发型、耐克与彪马鞋加上背带裤，则从另一个侧面证明，八十年代即将结束时，物质生活已开始繁荣，也似乎预示着，从九十年代起，中国正式进入物质时代。

    所以当时大学宿舍里常见的场景是，半夜总有人不睡觉，憋诗；而白天也时常见哥儿俩对坐，中间一瓶二锅头，下酒的菜，只有诗。

    摇滚乐的到来，击中了我们另一种需求，也似乎成了专属于我们的表达。憋闷需要释放，抗争需要方式，又不能那么直接，摇滚乐就很合适。我在北京，买的第一盒磁带，是英国威猛乐队在北京的演唱会专辑，不过磁带封面上写着“英国瓦姆电子乐团”。据说九十年代，有记者问威猛的主唱乔治·迈克尔：“你经历过的最不可思议的事是什么？”乔治·迈克尔回答：“是1984年在北京办演唱会，北京的观众听我们的音乐，竟然无比安静。”然而乔治·迈克尔不知道的是，两年之后，这种安静就不见了，当崔健登台唱起《一无所有》，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开始，而那场演出的票，是我和同学一起去买的。

    在北京，我买的第二盒磁带是迈克尔·杰克逊的《Bad》，一盒磁带5.5元，是咬了一星期的牙并省了一个星期口粮才买下的。二十多年后，杰克逊告别这个世界，生前围绕他的一切争论都烟消云散，他再度成了神。而有趣的是，从他离世的那天起，我儿子真正走进杰克逊的音乐世界，并多次感叹：“《拯救地球》，是我听过的最美的歌曲。”

    这可能是八十年代留给新世纪的又一道光影。

    又过去了十年，1999年，我抱着刚刚两岁的儿子回到了母校。在这个记忆中曾经枪林弹雨的大门前，孩子若无其事地开心着。回忆，只是身处其中一代人的事情，对下一代来说，那不过是冷冰冰的历史，与他有何关联？

    终于告别

    大学毕业于1989年，是一种前无古人怕也后无来者的体验。一场特殊的风暴，让我们的离别，无人相送。

    那个时候的我们，已然很累，累到骨子里，前途未卜，校园里除去毕业生已无他人。

    还好，每一个时代，都为告别准备了旋律。属于我们的，是齐秦的《大约在冬季》。

    一次又一次地唱起，一次又一次地哽咽，一次又一次地看着火车开走，一次又一次结伴回校园。先走的人是幸福的，带不走希望，起码还可以带走温暖，苦了最后走的人，只剩孤独陪着上路。不幸的是，我是最后那一批。

    该扔的都扔了，好像带走的行李都不多，最大的行李是记忆以及沉沉的心。我的同学中，有放弃中央电台工作以及推荐研究生资格的准夫妻，双双选择离开北京去广东安家，他们说，那里更暖和。还有的，转身出国，再无音讯，不知今日身在何处；而更多的人，还在国内，我们常常联系，共同守望着共有的记忆与情感。

    整整二十年后，2009年春节，我带全家去成都过年，在一个茶室喝茶时，顺便逛了逛旁边的旧书摊，突然看到一本《河殇论》。一本旧书，一本二十年前很火的书，看起来如今几乎没人理睬，混杂在言情和健康或励志类读物中。是的，它早已被时代劝退，我拿了起来，里面都是熟悉的内容，我没怎么翻，问了价钱，发现几乎没涨，并没有升值。其实，不贬值已然不错。于是，交钱，带回北京，此后，再也没翻过，只为让它不在那旧书堆里寂寞难过。

    然而，这本书，却让我瞬间安静下来，如同二十年前，那个八字头时代的最后一个冬天。当时，我在北京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