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大事，尼采萨特叔本华，你只要敢开头，我就敢跟上。那个时代，之所以哲学家们的书热销，估计和大家都需要谈资有关，没点儿知识储备，话题参加不进去，女朋友都不好找。

    大把大把无聊的日子，被大把大把的创意给填满，到最后临毕业时，懒得动脑子的人们，竟然开始玩飞行棋和跳棋，用扔骰子充填时光的流逝。多年过后，这一切竟成了回忆中，很美的一种青春风景。

    各种名人的讲座

    八十年代的大学校园，讲座是重要的课。

    有名人要来，校园往往提早贴出海报，大家早早去用书本占座，晚上好与之唇枪舌剑。没人因为是名人，就放他一马，反而变本加厉，都琢磨着提更刺激的问题和名人过招，事后也很少有人去找名人签名合影（当然，也是因为没有相机），但是如果真讲得好，回到宿舍，相关话题一定以卧谈会的形式持续到天明。

    为请名人来做讲座，我去过梁晓声老师的家，之前不认识人家，问清楚之后，推门就进，一聊半天，敲定讲座时间，之后，梁老师真到。

    也去请过刘索拉，来回接送，聊什么忘了，但感觉自己挺放松，而且，人家还真跟自己聊。

    那时候的讲座充满火花，张贤亮在本校，号召大学生入党，将一个农民政党改造成知识分子的党，台下一片掌声，并成为一些媒体报道的内容。

    多年以后，我在宁夏与他谈到这件事，他说：之后还与胡耀邦认真交流过。

    写信

    那个时候，没有网络与短信，甚至电话也没有。在家乡的时候，各个单位怕找不到人，休息的日子都要安排职工轮流值班，而要找人，则直接上门去找，没在家留个条算交代。所以，那个时候，同事互相知道家住在哪里是很正常的事。

    上了大学，与家人和同学的联系，主要靠书信往来。记得1986年那一次小型学潮的时候，我一位在四川大学读书的中学同学，给我写来十几页的一封信，厚厚的，一笔一画皆是对时局的分析与评论，而我的回信好像也不短。

    越来越短的信，是写给家里的，后来的功能主要是要钱；为了稍加掩饰，前面要汇报一下学习情况，目的还是为最后要钱作铺垫。

    信与汇款单，是上大学时最盼望的东西。当时班里负责此类事务的同学牛气得不行，每天午饭后，见他拿着书信前来，都跟看见圣诞老人似的。

    如果遇到更着急的时刻，就要出去很远打电报，而打电报是按字收费的，于是为了省钱，都学会了简短表达，花小钱办大事。后来电报退出历史舞台，也间接开创了一种啰唆的文风，算是“后遗症”。

    看现场配音的外国电影

    八十年代，技术因素加之物质条件贫乏，盗版业没现在这般发达，偶尔为之都是录像带版本，一手的几乎没有，大多都是三四手之后，我们称之为“孙子版”或更晚辈，这样的版本，让大多数彩色电影的效果都已如黑白一般。但即便如此，拿到一盘好电影的录像带，都是同学间的大事，像、《野战排》都是模模糊糊看完的，但印象却十分深刻，并绝对成为日后谈论很久的话题，以至于校园里的美女，都在那几天中不再有吸引力。

    在广播学院，有过一段特殊的观影经历。在小礼堂里放外国电影，全部的配音工作，由现场的一位同声翻译承担。记得印象最深的，是看已经带有一些叛逆色彩的前苏联电影，比如《悔悟》、《被遗忘的长笛曲》等。在当时的中国，这类电影中对历史的反思与对权威的质疑，让我们有种提心吊胆的过瘾感。翻译，是现场的一位女老师，不管影片中有多少角色，都由她一个人现场同声翻译，带我们进入一个又一个艺术的世界。

    除去这种“极品享受”，当时的另一种“观”影经历至今已荡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