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了：“不吃了？那交罚款。吐一口皮五角，一共三口，一块五。”

    我傻了，大妈一直在保护犯罪现场，于是我无话可说，一块五，乖乖交了。

    在当时，一块五，可是巨款，心疼了很久，不过，值，以后再也不敢随地乱扔垃圾，甚至，都不太爱吃栗子了。

    民以食为天

    刚进大学时，用今天的眼光看，饭菜不贵，宫爆鸡丁、熘肉片，三毛五一份，而且是真有肉。等我们四年后离开校园时，同样的菜已经涨到八毛，肉，基本上要用考古的方式来寻找了。

    正长身体的我们，一顿饭也就是一份菜一份米饭或俩馒头，多了吃不起。因此，如何与大师傅斗智斗勇，争取让他给你装菜时多一点儿，就成了大学四年中一个重要的才能。由于大师傅往往是男的，女同学，尤其是漂亮的女同学，被我们怀疑在装菜时占了大便宜，不过也正常，在哪一个时代，美女都会占便宜。

    实际上即使多装一点儿，对于年轻的身体，也是杯水车薪。四年中，饿的感觉没停过，一般晚上五点多吃完饭，九点多就开始饿，别的买不起，买个馒头当夜宵是常干的事。然而不管你在宿舍里怎样藏好，十有八九，当你上完自习饥肠辘辘地回到宿舍伸手一摸时，都会发现：馒头又被偷吃了！找事主，难度太大，更何况，头一天，也许自己就是偷食者。

    毕业二十年后重回母校，在食堂里狼吞虎咽时被人偷拍。看着吃得猛，实际上却吃不了太多，一来怕增肥，二来胃口变小。人生真是矛盾，有胃口天天饿时没能力多吃，可有能力后又没什么胃口，不敢吃了。

    那年头，油水不足，胖子就少，班内有好事者成立了一个“油肚协会”，腰围达二尺五者可进入，最后全班男生满打满算，三十人里有三个合格的，剩下的，大多骨瘦如柴。而很多年后我们聚会，绝大多数都正在为硕大的肚子而发愁。显然，我们这一代悲剧的成分偏多，好像体型一直就没有正常合适过。

    偷书与自报家门

    常听人说，五十年代，中国民风淳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依我看，到八十年代初也是如此。倒不一定是民风淳朴，而是家家清贫，实在没什么可偷的。但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慢慢提高，民风就不那么淳朴了。比如1986年我去长沙实习，在公共汽车上，就见到了这样的标语：“学雷锋，防扒手。”显然，伴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小偷，超过了乞讨，重新成为热门职业。当然，也有人“兼职”，比如偷书。

    八十年代，王府井新华书店是读书人的梦想之地，店堂大，书多，于是常去。不过那时候，大多数学生囊中羞涩，爱书却无钱买书，于是偷书者屡有出现。不过偷的没有防的精，总有落网者。对于广播学院学生，一旦被抓住，问及姓名时，男生总是“常振铮”，女的总叫“刘继南”。后来，这招不好使了，因为人家书店跟学校一打听，广播学院院长叫常振铮，副书记叫刘继南。

    很多年后，我们毕业二十年大聚会，常振铮院长到场，我们集体用掌声和跺脚，表达了对当年“盗用”常院长名字的深深感谢之情。

    1986年暑假，我去成都找中学好友，来了一趟长江之旅。一路上由于太缺钱就能省则省，逃票、睡船上的甲板、吃面包……居然用最小付出，完成了从成都到重庆再顺长江而下一直到南京最后回家的壮举。这是我们哥儿俩在武汉的合影，回忆中，苦都是乐。

    在校期间，我组织过一届书市，去北京很多书店商谈，人家答应让我们七五折或八折进书，于是拉到校园来卖，防盗成了重中之重。其中有本班一同学来到现场，趁大家不注意，将几本书装入包中，被抓了现行之后，他理直气壮地说：“还要钱吗？那我不要啦！”

    多年之后，他成了京城一著名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