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普通百姓，都只复原到一个有血有肉的个体上面，感动，就变得简单。当然，也与社会的需求有关。法律只是一个社会最低层面的道德标准，仅维持这种最低是不够的，更何况，这种“最低”还时常被突破。在我们这个并不靠宗教来确立信仰的民族中，在时代巨变的转折阶段，在信仰缺失的空白地带，什么，是十三亿中国人的精神家园？

    恐怕还是要向道德、人心与传统文化方面去寻找答案。于是，《感动中国》与上上下下内存与外在的需求一拍即合。

    在第二年的《感动中国》刚刚播出之后，时任广电总局局长的徐光春，接到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的电话，电话中，李长春说：《感动中国》这个节目令人十分感动……相信广大电视观众看了都会感动，我是含着泪看完这台晚会的。这台晚会再一次证明，主旋律的节目，只要坚持“三贴近”是不会枯燥的，而且是会有强烈的吸引力和感染力的……

    在第二届的《感动中国》中，获奖者包括杨利伟、钟南山，还包括高耀洁与梁雨润，第一次有了外籍人士——一位反省历史的日本人尾山宏当选，也第一次有了集体奖——衡阳大火中牺牲的消防员。

    《感动中国》在众人的关注下，开始悄悄地拓宽并成长。

    <er h3">五

    一旦投身于《感动中国》的制作，电视人似乎都有了一种“宗教”般的情怀，神情变了，变得虔诚与纯洁；身份变了，不管什么岗位，都愿意忙完自己的再帮别人一把；把领导当群众，群众发号施令当领导，时常可以一见，没人觉得有什么奇怪；而几乎所有人，在《感动中国》的录制过程中，都似乎脆弱多了，时常泪珠滑落，没人觉得不正常。

    到现在为止的八年，《感动中国》的制作过程，应当是一个另类的模板。

    这个团队超级稳定，我和敬大姐主持八年没变，制片人朱波八年一贯制，导演樊馨蔓八年做了七年，其他的工种也同样如此。每年一到岁末年初的时候，朱波电话一打，一般我就一句话：“哪天？几点？”剩下的都属于废话，没什么可再说的。但稳定也有一个坏处，一见老熟人，觉得去年的此时像昨天，立刻感受到流水年长。中年人最怕时光匆匆，可熟人在熟悉的工作中相见，更苦时光之短。

    我与敬大姐的主持词，八年的时间里，从没有人管过我们要说些什么，似乎心照不宣，似乎绝对信任。头两年，我俩还有点儿不踏实，“领导不指示一下？”领导一乐，走了。于是，一般情况下，我和敬大姐都是在录制前两个小时，在化妆间里你一言我一语碰出个方案。你让我一点，我就和你一些，感觉就有了。毕竟是多年的老搭档，都在默契里。恰恰是这种信任与松弛，让我和敬大姐能够把注意力全部放到内心真实情感的表达上，于是，也就对了。

    第二天就要正式录制了，这是头一天在空旷场地内临时召开的不用坐着开的会，制片人朱波、敬大姐和我，再加上导演，设想一下明天的诸种可能。看这张照片，轻松是主基调。没有松弛，没有民主，没有对干活人的信任，是不会有好节目的。

    在《感动中国》中，主持人需要参加的会很少，一般是两次。这在“文山会海”的环境里颇为不易。一次是大家一起看片子，议论一番，找可以放大的细节琢磨人物特点；再一次，是录制前一天，走个台，顺便就把最后一次准备会开了，不留疑点到现场。不过，大家不要认为轻车熟路不用功，不开会的时候，天天自己给自己开会，直到自己心中有底。

    领导往往不以领导的身份介入制作，但却以另外一种方式投入。按理说，当时的广电总局副局长胡占凡（现任《光明日报》老总），每年看完节目把个关表个态就可以，可这位多年唐诗宋词朗诵会的幕后操盘手，对文字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