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龟儿子”这三个字，也在直播中说了出去。讲述这个情节，是为了向英雄的四川人致敬，他们在灾难面前不仅有悲情，还有忍受、担当与一种让人惊讶的乐观。

    人们似乎都读懂了这个笑话以及我讲述这个笑话的用意和敬意，几乎没有人骂我，反而第二天很多网络都放大并转载了这个笑话段落。显然，大家不约而同，也开始选择更多元地展现灾区性格的丰富性，并不因敏感或压力巨大而只是选择悲情。

    生命与生机，在慢慢地复苏之中。

    到这灾区，不一样的冲击

    作为一个记者，当然希望能快速到达灾区参与报道，并不是在演播室里直播不重要，恰恰相反，演播室里的主持很重要，对方向的判断，对细节的把握，对价值观的认定，对灾区百姓与观众内心的理解与抚慰，都需要认真落实。然而，在北京，在每天的忙碌与压力及情感的煎熬之中，总似乎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负疚感，好像感觉只有快速到达现场，才算是身体力行地做了一些什么，内心那一直沉甸甸的东西才可能稍稍移开。

    屡屡提出申请，三天哀悼日结束，又是两天的直播后，我们《新闻1+1》团队去前方直播《灾区观察》系列节目的计划终于获得批准。

    我头一天晚上在北京直播到后半夜，第二天早上和同事直飞四川绵阳。

    到达后，我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坐直升机上唐家山堰塞湖导流明渠的工地。

    我去的头一天，救援中发生了一起直升机坠机事故，驾驶员与机组人员全部下落不明。因此，我到达的当天，台里下达命令，不许再坐直升机。

    然而我只能违规。道理很简单，山顶施工的官兵当晚将全部撤离，之后可能实施爆破，消除堰塞湖隐患，而我将乘坐的这架直升机，就是去接山顶上的总指挥和施工官兵的，如果错过，这一新闻时刻可能永远不会再有。所以违规是必然的。

    到达机场，即将登上直升机前，要说内心不紧张，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当直升机腾空而起后，紧张感瞬间消失，并不是我有多坚强，而是从高空中看到的灾区惨景，立即唤起了你作为新闻人的全部职业敏感，我们的报道与拍摄已经在飞行中同步开始。

    到处都是破碎的房屋和破碎的山河，飞行的过程中，有一个细节画面更因戏剧化的构成而凸显着灾难的无情。沿峭壁蜿蜒而上的盘山公路上，有一辆巨大的卡车停在途中，前方是山体滑坡被断了路，后方也是山体滑坡断了路，两堆滑落的巨石泥沙中间，仅余二三十米的路，那辆保存完好的卡车就停在那里。看着这场景，立即会想，地震发生的那一瞬间，前后的车辆都被吞没，这辆车幸运地停下，然而向上是峭壁，向下是深谷，前望后望再无路，那司机该是怎样先庆幸而过后又绝望？而他此后又是怎样逃生的？

    来不及想出答案，直升机到目的地，在那狭小的空间里，我只有四十分钟的时间。我快速地用身高丈量了导流明渠，用鼻子体会着多日没洗澡一直紧张施工的官兵们的味道，用提问寻找堰塞湖的危险与挑战，然后用语言向观众报道这有可能消失的现场。也从此，开始了我们深入灾区的征程。

    灾区中的人和事，总是五味杂陈

    与平日的报道比起来，在灾区，每天的心都是紧的，而同时，精神压力与体力消耗都不同于以往。我们几乎每天都是两顿饭，一顿出发前的早饭，一顿一天采访全部结束之后的饭，时间一般是下午四点到八点之间。一来早采访完可以为当晚的直播节省出更多的准备时间，二来你几乎不能忍心在灾区被采访者那儿吃饭。而如果出去找午饭，依当时的交通条件，耗时不说还不一定找得着。记得采访北川临时县委驻地时，县委书记请我们中午吃方便面，这在当时算是大餐，我们当然拒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