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从西半球来势汹汹，死了很多人，让人依稀闻到了当初SARS时的气息。这个时候，我在想，如果这样一种危险的疫情，墨西哥将其隐瞒了几个月之久，最后事态很难控制才公开真相，我们会怎样看待墨西哥？而几年之前，我们的确曾这样做过。庆幸的是，我们吸取了教训，在这次防控甲流的遭遇战中，中国动作之快速有效举世公认，而我们付出的生命代价也最少。

    2003年年底，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启动了全国政府新闻发言人培训的大幕。第一期我就在场，从第二期开始成为主讲老师之一，之后全国各地跑，开始省级新闻发言人培训的工作。这之后政府新闻发言人的设立一路快跑。

    在十七大报告上，更是将老百姓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这四个权利，白纸黑字地写于其中。短短七年的时间，时代发生了重要的转变，这一切，都源于2003年那场SARS之战给我们留下的经验与教训。

    余音：SARS真走了吗？

    任何事情，在历史中发生过，都很难真正消失得无影无踪，都会留下或长或短的影子。对于后人来说，如何去面对这影子，总是考验。

    2009年秋，我去中国传媒大学，也就是我的母校，为新闻学院的师弟师妹们讲课，结果看到一份翔实的社会调查报告，是三位师弟师妹利用业余时间搞的，报告关注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北京SARS后遗症患者的治疗及生活状况。

    这是一份很细致的调查，它让已被大多数人忘记的SARS画面再度浮现。更重要的是，将人们几乎已经不再关注的SARS后遗症人群重新触目惊心地呈现在社会的面前。

    由于当时SARS病毒无法真正摸清底细，重症的病人又危在旦夕，因此大量使用激素进行治疗。这一点，人们无法在今天指责当时的做法，因为遭遇战中，挽救生命是第一位的。但问题是，生命保住了，可由于激素大剂量使用，很多患者在SARS病愈之后，陆续开始被后遗症缠身，其中主要的是股骨头坏死，甚至导致生活再也无法自理。

    这样的后遗症患者，在北京有一百多人，他们中间很大一部分家庭出现变故，当初可以共患难，但后遗症带来的无止境的治疗使生活被严重拖累，于是，健康的一方选择离异，对于后遗症患者来说，雪上加霜。

    平心而论，政府对这批人很照顾，符合标准便提供免费治疗，部分人群还得到每年一定数额的补贴。

    然而，患者们依然感到恐慌与担心，病情还会不会发展？将来生活不能自理怎么办？那些有后遗症可从数据指标上又达不到标准的患者怎么办？尤其是：由于种种原因，他们的信息与状况仿佛被屏蔽掉，社会与公众不知道他们的状况，不知道他们的艰难，也无法伸出援手，就仿佛他们根本不存在一样。

    师妹把调查报告交给我之后说：“他们（后遗症患者）很希望你能去看一看他们。”

    过了一会儿，又不放心地跑过来，“你会关注他们吗？”

    我对师妹说：“你们做了你们该做的事情，接下来该我们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了。”

    一个星期之后，以这份调查报告为基础的《新闻1+1》播出，相关的采访与患者的画面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作为评论员，我在节目中说：应当把他们的处境与现状放到阳光之下，这样，社会上愿意伸出援手的人们才知道他们在哪儿，才会去帮助他们。而政府也该明白，有些事，不一定都自己一肩挑，该社会解决的也交给社会一部分，香港在面对这样的后遗症患者时，就采用了社会上设立专门基金的方式来长期持续地帮助他们。

    节目播出之后，全国众多媒体纷纷跟进，显然，人们并不愿意遗忘。

    而这件事也在提醒我们，突发事件来临的时候，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