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中国病了
2003年5月2日,傍晚的北京,与平日里车水马龙的堵车高峰相比较,这时的北京街道上畅通无比,甚至顺畅得让人恐惧。我开车去办事,车行至西直门处,在立交桥上看见的一个画面,终生难忘。
由于我车行在高处,向下看,一个居民的院里,一根绳子上正晾晒着两件物品,一件是内裤,一件是口罩。很奇妙的是,除此之外,绳上再无其他。我当时就开始后悔,如果不是在立交桥上,如果我们带了摄像机或照相机,实在该把这一个画面拍下来。因为再没有哪个画面能更好地记录当时的现实,内裤与口罩,一个守护着尊严,一个保护着生命。这可能是危急时刻,人们最后的底线。
当时,正是SARS肆无忌惮的时分,整个中国病了。
初起:广州的怪病
事情从同学聚会的那一刻起,就显得有些不对劲。
2003年2月,春节刚过的一天,当晚我们要开始和水均益《直通巴格达》,去关注远方硝烟渐起的战争。
之前,有同学从厦门远道而来,于是,小范围同学聚会,没想到,饭桌上,她开始向我们“求援”,恳求帮忙找一箱“板蓝根”,说刚从广州来,那儿的醋都快卖光了,正流行一种怪病,怕厦门也买不到板蓝根,所以提前防范。
我们不算闭塞人士,身在媒体,按理应当早有信息,然而,奇怪的是,或许是中国人十分强调春节期间的安乐祥和,任何与此相关的信息都自觉地“人间蒸发”。再加上当时,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方面,舆论环境仍采取宁紧毋松的管理模式,于是,这SARS已在广东“发展壮大”了两个多月,但硬是做到了“好事传千里,坏事不出门”。因此,当时的我们也并不知晓。
同学的“求援”让我有些警觉,估计不是一般的小事,然而当时的头脑中,是绝对没有“SARS”或“非典”这个概念的。
第二天,我接到广州知情人士的“爆料”,是传真过来的,说:“广州爆发奇怪的禽流感,全城恐慌,可否来报道?”
当时我是《时空连线》的制片人,这是一档《东方时空》中十来分钟的日播新闻专题节目,追新闻是我们的目标,加上有过前一天同学要板蓝根的不同寻常,于是当机立断,当天派记者隋笑梅和摄像赶往广州,没想到,这一个决定,让我们拥有了众多SARS报道的“第一”。
记者到达广州后发现,事情不是“奇怪的禽流感”那么简单,情形复杂得多也危险得多。2月11日,在广州举行了一个新闻发布会,这是地方政府面对SARS举行的第一个新闻发布会。我们的记者在场。
之后是前方记者紧张的采访,而后方,我们调整了节目方案,因为已经很容易判断出事态的严重,于是,原定的一期节目,被我们改为三天三期。也就是说,《时空连线》用持续报道,来关注一个刚刚开始掀开盖头的怪病。
头两期节目,我们关注病情、事态的发展、相关的恐慌与防范,以及相关人员的采访与提醒,我们的记者成为第一个走进患者病房的央视记者,第一个采访到钟南山并在之后使之成为众多媒体焦点人物的起点。这两期节目也成为在京主流媒体最详细最快速关注SARS的报道,甚至有人称之为中央媒体中的“唯一”。
但是,仅有这两期节目是不够的,在几天的时间里,我们意识到,这个传染病的威胁不小,而如果大家不能从政府那里获取更透明的信息,政府的信息不能公开,那么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将会是灾难。
紧跟着,第三期节目,我们制作了“政府信息应当公开”这期节目,请到广东省副省长与著名传媒学者喻国明,跨地连线,在SARS的背景下,探讨“政府信息公开”。虽然由于这个话题的敏感性,那一夜,我们屡屡经受波折,但在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