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提问，也再次勾起我对那段激情燃烧日子的怀念。

    表面充满恶搞气息的年会，其实背后充满着让人眼前一亮的创意，它自由、平等、民主，成为辉煌时期CCtV新闻评论部前卫文化中特有的一部分。

    最初的缘起，与《东方时空》有关。1993年夏天，庆祝《东方时空》开播一百天时，梅地亚中心举办了一个评奖会，那是一群二十多岁的创业者第一次得到承认的聚会。开播百天，好的口碑不断，让当时的杨伟光台长非常兴奋，不仅率领部分台领导亲自参加，而且还让人去他办公室拿回几样特别的物品当奖品，分发给《东方时空》的员工们。

    而到了新年，年会正式举办。打一开始，在评论部开放而又自由的空气中，年会的主基调就已经形成：领导必须与百姓同乐，要坚决忍受一切打击，好好服务于群众，自觉接受群众们的各种刁难。第一次年会上，我们部门的大领导孙玉胜，就非常自觉地趴到地上与员工进行顶气球的比赛，这以后，在年会上恶搞与“折磨”领导就成为我们的传统。

    想把这样的年会办好并不容易，每年临近年会时，评论部的“精英们”都要会聚一堂，开多次的策划会，定下当年年会的主基调和充满创意的表现方式，然后分别落实、执行。以至于离年会还有一段时间，评论部的员工便急切地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打算在这一天充分“发泄”对领导的不满（领导不得有怨言）。更具吸引力的是，这一天，能充分感受评论部技高一筹的年度创意，并绝对会成为下一年贯穿始终的话题。

    一看就是内部联欢时的场景。最初在评论部，大多数人并非央视正式职工，于是“招聘”二字的背后，是我们讽刺不平等用工制度、为自己呐喊的一种举措。借联欢之机，以搞笑方式向领导“申诉”。

    于是，创意变本加厉，甚至员工自己都可能被“陷害其中”。有一年的年会，在北京的郊区召开。在一个平时人迹罕至但参加年会的所有车辆都必须经过的路口，我们的组织者设了一个局，四周埋伏多台摄像机，然后安排一位刚进部里大家还不认识的新人，借来交警的衣服穿上，一辆一辆查评论部来开年会的车。越有名越有职务的越百般刁难，比如让水均益自己抄写发动机号，将陈虻、关海鹰等主任的车扣下等等，结果被查者的应对方法各不相同，有给公安部门打电话找熟人的，有吵架的，有默默承受的，比如水均益，就非常配合。

    有趣的是，当年会开始时，主持人问水均益：“听说车被查了？”水均益一副轻松的样子，“没事，已摆平！”但他没想到的是，大屏幕马上播出刚才偷拍到的画面，他正撅着屁股一笔一画地给人家抄发动机号呢。这画面一出，现场笑喷了！

    在这之后，利用老电影改词对口型，讽刺或反映评论部的现实，成为最时尚的选择。这其中，《粮食》和《分家在十月》，由于准确地释放出动荡时期评论部人员的心声而一炮打响，外面的人看热闹，评论部的人却最能品出其中的五味杂陈。

    而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充满自由空气的年会，越来越像是巨大压力下的内部心理医师，抚慰着焦虑，释放着压抑，沟通着情感，塑造着平等，然后，让每一个人都从第二天起再度轻松地回到竞争的战场。

    辉煌到了顶峰，离下落就已经不远。

    2002年的年会，由《时空连线》承办，我当时是这个栏目的制片人，自然将其当成大事来落实。崔永元、我、杨继红、陈虻这些“恶搞”的主力们早早地凑到一起，开了无数次策划会，一个又一个创意被提出又被否决，一个大胆的主意终于脱颖而出：根据史诗《东方红》的结构，全程改词，制作《东方红时空》，并全部由评论部内部人员来演出。

    大家万分激动，一路辛苦不表，我们作为承办的栏目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