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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的胡适已经脱离了政坛，来到纽约，开始他寂寥又闲逸的生活。在这里，他深居简出，闭门谢客。屋子的装饰中国味浓郁，他闲时在屋檐下晒太阳，喝茶看书，日子是真的安宁了。张爱玲在忆胡适那篇文里写道：“适之先生穿着长袍子。他太太带点安徽口音……态度有点生涩。我想她也许有些地方永远是适之先生的学生，使我立刻想起读到的关于他们是旧式婚姻罕有的幸福的例子。”

    在这个遥远的异国，得遇故人，又邂逅胡适先生，他们牵引出张爱玲对故国的淡淡思念。之后，胡适对张爱玲一直很关照，唯恐她寂寞，几次打电话问好。张爱玲在炎樱家住了一段时间，重温大学时那段美好的梦。但张爱玲知道，这样并非长远之计，她此次来美国，是为了重新独立的生活，所以她要过回自己一个人的日子。

    后来张爱玲搬去了救世军办的女子宿舍，这里简陋，其实就是救济贫民的地方。尽管炎樱不同意，但张爱玲个性倔强，她决定的事从无改变。女子宿舍的场景，确实有些混乱，有些萧索。在这里，也只是暂时落脚。对张爱玲来说，在这个陌生的城，谁也不认识谁，所以在怎样的环境下生存，她并不在乎。

    让张爱玲感动的是，有一天，胡适先生来到这里探望她。张爱玲请他到客厅去坐，里面黑洞洞的，足有个学校礼堂那么大。张爱玲无可奈何地笑，但胡适却直赞这地方好。很明显，这是对张爱玲的宽慰，他懂得一个单身女子在异国他乡的艰辛。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的女子，应该过上幸福安稳的生活，而她却可以在如此简陋的地方安之若素。胡适对张爱玲，不仅是怜惜，还有许多的钦佩和欣赏。

    张爱玲在忆胡适那篇文里，细致地描写了一段送别的场景，读后令人感动不已，意味深长。“我送到大门外，在台阶上站着说话。天冷，风大，隔着条街从赫贞江上吹来。适之先生望着街口露出的一角空濛的灰色河面，河上有雾，不知道怎么笑眯眯的老是望着，看怔住了。他围巾裹得严严的，脖子缩在半旧的黑大衣里，厚实的肩背，头脸相当大，整个凝成一座古铜半身像。我忽然一阵凛然，想着：原来是真像人家说的那样。而我向来相信凡是偶像都有‘粘土脚’，否则就站不住，不可信。我出来没穿大衣，里面暖气太热，只穿着件大挖领的夏衣，倒也一点都不冷，站久了只觉得风飕飕的。我也跟着向河上望过去微笑着，可是仿佛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吹得眼睛都睁不开。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适之先生。”

    这个背影，给了张爱玲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感，也刻在她的脑海里，永生难忘。只是她没有哭，而是倔强地微笑。她真的好孤独，因为回去之后，她又将面对那些落魄陌生的脸孔，和她们一起，接受这个城市的恩惠和救济。可是她从来不觉得，这样有失尊严。她不过是一个为了自由流离远方的女子，涉水而歌，不畏冰冷。

    此次离别，张爱玲几年没跟胡适通消息。后来通过一封信，又隔了好些时日，就听到了有关胡适的噩耗。胡适先生是于一九六二年，在宴会上演讲后突然逝世。张爱玲说他是无疾而终，有福之人。以胡适先生的为人，也是应当的。

    终难忘，这个陌生的都市，这场寒冷中温暖的相逢。此时的张爱玲，渐渐褪去了华丽，成了一个沉静迷惘的观者。在这个人声鼎沸、高贵典雅的城，她充当了一个卑微冷落的角色。没有人认识她，纵有绝世之才，风流之姿，也只能演一场独角戏。她就像陡峭山崖的一株云松，像浩瀚银河里的一颗星子，将坚韧和璀璨藏于心底。

    救世军办的女子宿舍终究不是长住之处，张爱玲有种一叶落而知天下秋的感觉。出于无奈，张爱玲向位于新罕布什尔州的麦克道威尔文艺营求助，一九五六年二月十三日，她正式提出了申请：“亲爱的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