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自有它的花纹，我们只能描摹”，张爱玲如是说，“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这应该是傅雷的文学主张。张爱玲是一个窥视者，探身望一望，最多嘴角挂一抹冷嘲，一切留给读者去感受；傅雷则是亲自上场，给那些人排队，好坏分明，他要么是激赏，要么是批判。

    1.张爱玲笔下的傅雷情事

    写文章的人，很难赢得厚道的名声。他们成天不是忙着出卖自己，就是忙着出卖别人。

    琼瑶的处女作拍成电影名噪一时，结果因为在作品里面表现了她爸妈的严厉，纠结得几乎不敢进家门。三毛倒是没怎么说自己爸妈的坏话，但是，如果她的那些旧同窗、前男友、她的公公婆婆都是她的读者的话，只怕很多人都会觉得她欠自己一个解释。而凌叔华的后人和虹影打官司的新闻，只是无数文人被起诉案例中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事件。尽管如此，我得说，跟张爱玲比起来，他们全部是小巫见大巫。

    张爱玲刚出道，就在一篇英文散文里，刻画了她父亲的暴躁与虚弱，开始写小说之后，她的那些亲戚，从远房的李氏族人到她舅舅、她弟弟都在劫难逃—她舅舅本来很疼她的，她跟他打听亲戚间的八卦，舅舅知无不言。看自己全家的形象在《琉璃瓦》和《花凋》里被她糟蹋成那样，自己还被她形容为“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舅舅暴跳如雷，几乎要跟她断绝关系。不过，我觉得，她舅舅的这份暴怒大可不必，若他九泉之下能看到那部到21世纪才面世的，就会知道，这个外甥女写她自己，也是一样心狠手辣。

    张爱玲将写作，视为自己的宿命，认定一个写文章的人，就不可能是个淑女或者绅士，所以不管她在亲戚群中怎样被孤立，她倔强地依然故我。只有一次，她懊悔自己的出卖行为，在将近四十年后，她在自己的一篇小说后面加了个后记，说“我为了写那么篇东西，破坏了两个人一辈子唯一的爱情……‘是我错’，像那出流行的申曲剧名”。而她想起这小说，是因为在理发店里百无聊赖、突发感伤。为了回避那不愉快的懊恼感，她后来再也没有去过那家理发店。

    那篇小说叫作《殷宝滟送花楼会》，到了2013年3月，张爱玲遗产继承人宋以朗才在发表在《南方都市报》的文章里石破天惊地告诉我们，《殷宝滟送花楼会》的男主角，那个神经质的音乐教授的原型，是著名翻译家、评论家傅雷。

    他说张爱玲在1982年12月4日写了一封信给他父亲，信上写道：“《殷宝滟送花楼会》实在太坏，不收。是写傅雷的。”有点儿颠覆感对不对？傅雷通过他悲壮崇高的译作《巨人三传》《约翰·克利斯朵夫》，通过他苦口婆心的，通过他和妻子朱梅馥在“文革”初始时宁为玉碎不肯瓦全的自杀，成就了那样一个高风亮节的形象，在张爱玲的笔下，却变得这样疯狂而又可笑。

    张氏有言，她喜欢在传奇里发现普通人，可是，她笔下的傅雷，已经流落到滑稽了。

    《殷宝滟送花楼会》说是小说，当散文看也可以，是第一人称写法，而且叙述者“我”就是一个名叫“爱玲”的作家。且说这日“我”闲居在家，突然有并不熟悉的校花同学抱花来访，坐下来就说她的爱情，她与一个音乐教授罗先生的恋爱始末。

    张爱玲不无刻薄地刻画了这位校花同学的矫情与空虚，与其说她是来倾诉，不如说她是来炫耀，炫耀她有一份让她无聊的小灵魂变得厚重的伟大爱情。

    同里那位校花王佳芝一样，殷宝滟不满足于只是做个美女，她有野心去占据更伟大的制高点。王佳芝投身革命，殷宝滟则在偶然认识了罗先生之后，天天去他家跟着他学习她不得要领的音乐史。

    这位罗先生，古怪、贫穷、神经质，但他在美国欧洲都读过书，法文意大利文都有研究，对音乐史非常精通。他谁都看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