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这样说。他一向本着有钱大家花的宗旨，后来选择了共产主义。

    中年之后的赖雅，变得很弱势，弱势人生不复有浮华遮蔽，视野能够更清晰一些。赖雅回过头，想要重新拾起小说，当他雄心勃勃地想要卷土重来时，却忽略掉了一点，他，还能写出好的小说吗？

    还是张爱玲看得真切，她对那个布莱希特的研究者这样说：作为一名好莱坞的编剧，他知道该耍什么公式、用哪些窍门，正是这些把戏破坏了他成为一个严肃作家的资质。“她认为他这个人之所以迷人（甚至是太过迷人），在于他是一个聪明过人的写作者（太过聪明以至于变得世故圆滑）；在于他缺乏一种固执，一种撑过冗长、严肃计划的忍耐力。”用她的话来说，他少的正是“勇气和毅力”。

    张爱玲揭示了赖雅的问题所在。她的说法里也透露了两点，第一，她懂他很深；第二，他在她眼里是“迷人”的，尽管她懂得“迷人”背后的问题，但她的口气，分明是爱而知其恶的。

    3.兵荒马乱中奔向一个人

    胡兰成曾说张爱玲取人，首先要看聪明不聪明，其实张爱玲对于温度，亦有需求。当初刚映入她眼中的胡兰成，未必显得很聪明，只是他热情，她遂把他所有的言语，朝聪明上拽，笨嘴拙舌也成了微言大义，她着急贴近于那温度，变成了一个自说自话的诠释者。

    也难怪，张爱玲的母亲和姑姑都太冷了，她们喜欢清洁，冰清玉洁，冰和玉都是冷的。张爱玲也喜欢清洁，她最怕的是虱子，但她没有母亲和姑姑那股“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里斗婵娟”的劲头，对温暖，有种向往。

    她在关于苏青的文章里写道：杨贵妃的热闹，我想是像一种陶瓷的汤壶，温润如玉的，在脚头，里面的水渐渐冷去的时候，令人感到温柔的惆怅。苏青却是个红泥小火炉，有它自己独立的火，看得见红焰焰的光，听得见哔哩剥落的爆炸，可是比较难伺候，添煤添柴，烟气呛人。我又想起胡金人的一幅画，画着个老女仆，伸手向火。惨淡的隆冬的色调，灰褐，紫褐。她弯腰坐着，庞大的人把小小的火炉四面八方包围起来，围裙底下，她身上各处都发出凄凄的冷气，就像要把火炉吹灭了。由此我想到苏青。整个的社会到苏青那里去取暖，扑出一阵阵的冷风—真是寒冷的天气呀，从来没这么冷过！遇到赖雅的那一年，就是那样的寒冷。1952年7月，张爱玲持一纸香港大学同意复学证明从上海来到香港，她曾在这里读过三年书，发表的第一篇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也是以这个城市为背景。但这次，她并不打算在这里定居，左翼的压力使她余悸未消，香港离内地太近，也不安全，她的终极目标是去美国，离中国越远越好。

    她又在香港待了三年，中间去了趟日本，炎樱在那里；另一方面，也是想从那儿寻求一条去美国的路。从她后来还是回到香港看，这愿望落空了。

    为了生计，张爱玲写剧本，做翻译，译名著。她姑姑曾赞她连英文的物理化学课本拿过来都能看，干这份工作自然不在话下。但张爱玲深恶痛绝，她说，我逼着自己译爱默生，实在是没办法，即使是关于牙医的书，我也照样会硬着头皮去做的。她讨厌欧文，说翻译他的书，像是同自己不喜欢的人谈话，无可奈何，逃又逃不掉。她唯独对海明威有好感。

    虽然一时赴美无望，但张爱玲仍然时刻准备着，1953年她就开始尝试用英文写作。1955年，她的英文小说在美国出版，得到评论界的极大赞赏，这应该给张爱玲注入了信心。同年，她终于得到赴美的机会：美国当时有个难民法令，允许少数学有所长的人士赴美，取得永久居住资格，日后也可成为美国公民。

    她来到纽约，那时纽约不但是世界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还是出版中心，她孑然一身而又雄心勃勃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