净，但怎么就“不洁”了？张爱玲的恐惧，是因为她害怕别人把她当成一个大人那样有所诉求，她是做不好大人的样子的，她每一个恋人都比她大。

    现在，她却要在赖雅面前扮演大人，能干的、耐心的、不怕脏不怕累的大人，精神上亦有很大压力吧？虽然爱情以及爱情转化成的亲情可以使一个人变得慈悲，但那种大无畏精神能支撑五年吗？没有文章描述过这五年的光景，我不由自主地想到她《烬余录》里的一段：

    有一个人，尻骨生了奇臭的蚀烂症。痛苦到了极点，面部表情反倒近于狂喜……眼睛半睁半闭，嘴拉开了仿佛痒丝丝抓捞不着地微笑着。整夜地叫唤：“姑娘啊！姑娘啊！”悠长地，颤抖地，有腔有调。我不理。我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没良心的看护。我恨这个人，因为他在那里受磨难，终于一房间的病人都醒过来了。他们看不过去，齐声大叫：“姑娘。”我不得不走出来，阴沉地站在他床前，问道：“要什么？”他想了一想，呻吟道：“要水。”他只要人家给他点东西，不拘什么都行。我告诉他厨房里没有开水，又走开了。他叹口气，静了一会，又叫起来，叫不动了，还哼哼：“姑娘啊……姑娘啊……哎，姑娘啊……”

    不是她心如铁石，她也不想这样，张爱玲完全白描的手法里，未必没有对于人性的失望，这篇描写战争中的人性的文章里，她同样有对自己的拷问，只不过人性由老天赋予，她有失望，但不自责。

    在赖雅面前，是否也有这样“阴沉”的一瞬呢？不同的是，假如有，张爱玲过后是会自责的，毕竟她对爱情对亲情，对于感情有信仰。可事实证明，她的感情支撑不起现实的磨难，对于让她经受这种考验的人，她是有恨的，但爱让她觉得不可以恨，这种“不可以”的负疚，使她的恨更刻骨了。

    当然，一定也会有阳光充沛的时刻，光线涌动，空气也变得甜柔，她与他相对，内心柔软，情感悠长，仿佛可以天荒地老。她对他的感情的底色，仍然是深沉的爱。没有一样感情不是百孔千疮的。

    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

    我们做不了自己的主。

    作为作家的张爱玲早就参透了这一切，作为寻常女子的张爱玲长期以来却不肯相信，直到这一刻，她才不得不承认，她说过的这些，都是真的。

    如果说，当年与胡兰成那段恩怨，还可以以鄙视他终结的话，与赖雅这些年来的磕磕碰碰，就找不到解脱自己的理由了。赖雅是个好人，“痴爱”她，也为她所爱，他去世多年之后，她还在自己的名字前面加上他的姓氏，但正是这样，她心中的阴郁更难消解。

    如此的挚爱，尚且生出各种磨难，那么，人与人之间的烦恼是注定的了，再交往又何苦来哉？她于是闭门谢客，守护住一方净土。她极少与人来往，接电话也视心情而定，即使是好友，或者她有求对方，她也习惯于跟对方书信来往，那些信，倒是写得有情有义的，她对于尘世，并非没有留恋，只不过不愿再与尘世贴得那么紧，她丧失了信心。

    不料，她能拒绝人，却不能拒绝虱子。张爱玲的晚年，老觉得住处有虱子，她每个月要花两百美元买杀虫剂。这么着还不行，只好搬家，张爱玲的朋友，其遗嘱执行人林式同说，从1984年8月到1988年3月这三年半时间内，她平均每个星期搬家一次。算下来她搬了有一百八十次家，这个数字也许有些夸张，但张爱玲在给夏志清的信里也写道：“我这几年是上午忙着搬家，下午忙着看病，晚上回来常常误了公车。”她还考虑过搬到沙漠里去，也许那里可以躲避虱子。在《对照记》里，她提到屡次搬家让她丢掉了很多珍贵资料。但每到一处仍迅速发现有虱子出没，看样子它们要跟她死磕到底了。

    从少年时起，张爱玲就对虱子这东西印象深刻，那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