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孙毓筠为即将建立的机构取名筹安会
键。也就是说政体才是一个国家的实质,而国体只是外在的形式。选择哪种形式作为国体,则要依据这个国家的国情而定。中国实行了二千多年的君主制,老百姓习惯于在真命天子的神圣光环照耀下过日子。这种国情与日本最为相似,故中国最宜学日本的天皇制。共和以来的各种混乱,恰恰证明失去神圣天子后百姓心态的不平衡。
孙毓筠的这个观点得到胡瑛的赞同。两位革命家一致认为,辛亥年的革命也是对的,没有错,因为这场革命把满人推翻了。满人不能再做汉人的皇帝,这是全国人民的心愿。如果还是由满人做皇帝领导宪政,这个宪政是不能建立的,因为人民在情绪上不能接受。要实行君宪制,这个君王也只能由汉人来做。
昨天,由袁世凯亲题“旷代逸才”的匾额颁赐到杨府的消息传开后,长期活跃在政坛的两个朋友已看得非常明白了:杨度的这篇大作是奉袁世凯之命而写的,所谓的君宪救国,其实就是由袁世凯做皇帝来救国。
既然中国宜实行君宪制,既然这个君王只能由汉人来做,那么环顾当今天下,除开袁世凯,还有谁够资格充当这个角色呢?他们决定在事情尚未完全明朗的时候,便去表示自己的支持态度。他们相信,凭着自己革命元戎的身份,既可以使恢复君宪这个设想得到大多数曾拥护革命的人的理解,又可以在君宪制建立后取得新朝的重要位置,改变眼前冷落的政治处境,而在自己取得高位实权后,又势必能为宪政的建立做出重大的贡献。于国于民子己都有利的事,为什么不干?
杨度正思量着如何报答袁大总统的破格褒奖,并尽快地把袁氏王朝筹建起来的时候,得到这两位资格又老功勋又大的革命家的支持,他心里该有多么的高兴。他突然想到,应该赶快建起一个机构!
“就叫做筹安会吧,取为国家的安定筹谋画策之义。”孙毓筠兴奋地说。
“行,这个名字好!”杨度立即赞同。
胡瑛也表示同意。
杨度思考片刻后又说:“这个会仍按我过去倡办的国事共济会、共和促进会的形式来办,即进行学术性的讨论,号召全国关心国事的人来探讨究竟是民宪好还是君宪好。我们当然是主张君宪的,但也要容许别人发表不同的意见。”
胡瑛说:“既然是学术讨论会,那还得请一两个有名望的学者来参加。”
“经武说的有道理。”杨度点头,又问孙毓筠,“少侯,你说呢?”
孙毓筠说:“应该,应该。”
胡瑛说:“当今最有名望的学者,首推严幾道先生,而且他多次说过中国不宜共和的话。”
“严先生如能参加,自然会给筹安会大为增色。”孙毓筠说,“还有一个人,此人名叫刘师培。如果他也能参加,那筹安会的学术味会更浓。”
刘师培虽只有三十一二岁,却是一个声名久播的人物。刘师培字申叔,号左盦,江苏仪征人,从他曾祖父那代开始世代治《春秋》《左传》,又研究训话音韵。到了刘师培的手里,这两门学问的研究达到了集刘氏家族大成的地步。他十九岁中举,曾充任学部溶议官。刘师培醉心种族革命,曾改名光汉,在报刊上发 表过许多排满的文章,影响很大。他参加过光复会,与蔡元培、陶成章、章太炎的私交都很好。一九○七年,刘师培夫妇东渡日本,一起参加了同盟会。后来又转而信仰无政府主义,再后又与两江总督端方搭上了关系。第二年,刘师培夫妇回国,端方聘请他为两江督署文案兼三江师范教习。端方奉命赴四川镇压川民的保路风潮时被所统士兵枪杀,刘师培则为资州军政分府拘留。
辛亥革命成功后,章太炎发表保刘宣言,称他为方孝孺式的读书种子。蔡元培亦发表赦刘通信,赞扬他学问渊懿,通今知古。于是孙中山致电资州分府,叫他们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