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总统，这点您请放心。”杨度坚定地说，“师生之谊只是一段时期的，并非牢不可破。当年梁启超与其师康有为的关系，可以说是古今少有，但后来因为信仰不同，几如水火，这是尽人皆知的事。蔡梁之间只是一般的师生关系，并无深交。何况蔡出身贫寒，出身贫寒的人都知感恩。倘若大总统对他予以格外恩宠，蔡锷一定会感恩戴德，乐为大总统所驱驰。”

    杨度这个康梁先合后分的例子举得很好，大大消除了袁世凯对蔡锷的疑虑。至于去年的事，是不能也不应该询之于杨度的，且无真凭实据，暂搁下，先把他调到北京来，考察一段时期，可用则用，不可用则以一虚职把他拴在身边，岂不比虎在深山更好！

    袁世凯就这样决定了。

    蔡锷即将进京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梁启超的耳中。

    去年秋天，熊希龄组阁，梁启超入阁做了司法总长。入阁之初，他还存着一番志向，试图制定一个司法制度，将从未有过严格法律意义的中国司法引入正途。但很快他就失望了。熊希龄并不是有作为的政治家，袁世凯更无意于各项建设。对大总统来说，当务之急乃是如何巩固政权，用强力将反对派压下去。熊希龄辞职后，他也辞职了，袁世凯改任他为币制局总裁。这更是一个有名无实的职务，不过月支五百大洋而已。

    进步党成立，梁启超被选为理事。理了一段时期的事后，他也看出，这些所谓的议员们大部分都是图一己名利的政客，口头上说的一套，心里想的又是一套，而且对政党政治一窍不通。袁世凯解散国民党，收缴国民党籍议员证书，大多数进步党议员们为消除政敌而拍手叫好，并落井下石。梁启超看到这个局面很痛心。国会是两党组成的，不能一党唱独角戏，没有了国民党，进步党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果然，国民党籍议员被取消后，国会开会不成，很快就解散了。进步党失去国会这个合法斗争的场所，也就名存实亡了，。

    梁启超终于彻底看清袁世凯不是行民主共和的人物，对两年来的追随颇为悔恨。同时，他也看出袁世凯之所以能这样为所欲为，其根本的力量在于袁的手里掌握着北洋军。梁启超要成事，进步党要成事，非要有自己的军队不可。因此，他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高足蔡锷的身上。杨度根本不知道，回国十年来，蔡锷一直与梁启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蔡锷发自内心地敬重名满天下的恩师，梁启超也十分器重依畀这个年轻有为的学生。蔡锷与梁启超的情谊远远超过了杨度。现在得知袁世凯要调蔡锷进京，授其军事重权，梁启超如何不高兴，忙修书一封寄往昆明，盼望学生将滇事妥善处理后速来京师。

    蔡锷收到杨度的信后两天便收到了总统府的调令。他生性沉静稳重，虑事深远，并不认为到京师去是一件好事：素与北洋军系没有瓜葛，京畿一带从来就是北洋军系严密控制的地方，孤身进京，能有什么作为？弄得不好，反而入了牢笼，今后欲求脱身都很难。都督衙门里的僚属们却都主张他去。大家说，云南毕竟是边隅之地，影响有限，应该有坐镇北京号令全国的雄心大志。又表示云南永远听都督的，倘若今后有什么事要云南办，只要一句话，滇军将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正在犹豫不决时，蔡锷接到恩师的信。他不再迟疑了，遂打点行装启程。

    袁世凯本想让蔡锷先当参谋总长，以取代从不到部的黎元洪。因为黎一边做着副总统，一边还兼着这个职务，尽管他身任两个总领全国的要职，却始终不肯离武昌一步。待蔡锷做了一段时期的参谋总长之后，再调任陆军总长，进而取代段祺瑞。不料左丞杨士琦的几句话，使袁世凯取消了这个安排。

    就在蔡锷进京的前夕，他跟杨士琦谈起这事。杨说：“北洋军系是长期来形成的，要骤然改变不可能，只宜行之以渐。北洋军系都是北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