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时，汪兆铭便以法政大学生的身份参加它的活动。法政大学毕业后，他并没有回国，成了一名职业革命家。他奉行激烈的革命排满主义，与杨度君主立宪的主张截然相反。汪兆铭少年气盛，爱僧分明，没有杨度那种兼容并蓄的气度。因为政治信仰不同，他后来不愿意跟杨度多往来。杨度几次主动找他，他的态度都很冷淡。于是二人虽同在东京，却几乎断绝了联系。

    出身师爷家庭的汪兆铭，从小练就了一手好文章，口才也极好，说起话来有条有理滔滔不绝。当他的文章和论辩以革命大义充实起来后，便格外的气势磅礴锐不可当。他因此受到了孙中山、黄兴的特别器重，担任同盟会三部之一评议部的部长。又主办《民报》，与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一时间弄得饮冰子在他的面前相形见细。

    汪兆铭在《民报》上发表文章时以“精卫”二字作笔名，时间久了，大家都叫他汪精卫，本名反而不多叫了。“精卫”二字无疑来自中“精卫填海”的典故，意欲效精卫鸟衔西山之石以填东海之水。但汪兆铭其实不是这种性格的人。他渴望一举成大名，只想做轰轰烈烈声动四海的大事，受不了默默无闻持之以恒的艰难磨折。他多次对人说，革命好比煮饭，火和锅共同使得生米变成熟饭。火的功能在一烈字，炬火熊熊，光焰万丈，但很快就熄了。锅的功能在一恒字，水不能蚀，火不能融，水火交迫，皆能忍受。火如同革命党人的一往无前，舍生取义。锅如同革命党人的百折不挠，再接再厉。汪精卫自认缺乏恒心耐心，他愿做火，燃出夺目光焰来，随即很快毁灭，也是很荣耀的。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极为仰慕古代的荆柯、聂政，视“流血五步，伏尸二人”为最为壮烈的事业。那个时代持汪这种思想的人并不少，暗杀之风因而在革命党人中盛行。万福华行刺王之春，吴樾行刺出洋五大臣，徐锡麟刺杀恩铭，都是轰动一时的大案。当同盟会内部闹矛盾，章太炎攻击汪精卫只可做白面书生而不配做革命家时，汪久蓄于胸的豪气顿发。他决计离开香港北上，马上去做一番真正革命家的豪壮事业。

    汪精卫有几个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一是四川隆昌人黄复生，一是四川内江人喻培伦。还有一个女士，原籍广东番禺，出生在南洋槟榔屿的陈璧君。

    陈璧君的父亲为南洋巨商，思想颇为开明。她的母亲倾向革命，参加了同盟会。在这种家庭里长大的陈璧君迥异于一般女子。她热心国事，胸怀大志，虽身处异乡，爱国之心却十分强烈。当汪精卫在南洋鼓动革命宣传排满时，陈璧君和她的父母都去听演讲。汪精卫充沛的革命激情，口如悬河的辩才，吸引了陈氏一家。尤其是汪精卫的堂堂仪表翩翩风度，更是紧紧地勾住了这位待字闺中的少女芳心。为了国家，为了爱情，陈璧君毅然舍弃富裕的家庭、平静的生活，跟着汪精卫做起时时都有杀头危险的革命家来。他们几个人组成一个暗杀集团，暗杀的对象是满人大官。

    那时两江总督端方是革命党人的大敌，他正奉命移督直隶。汪精卫估计他会从南京坐船到汉口，然后再坐火车北上。于是来到汉口，选择大智门车站下手。谁知端方不走此路，而是从南京到上海，再坐海轮到天津。汪精卫失望之余，转而决定去北京。汪精卫抱着一死成仁的决心进京，他咬破指头给挚友胡汉民写了八个字：我今为薪，兄当为釜，要胡在他死后交《中兴日报》发表。又给在南洋的同盟会员写信：“弟虽泣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

    到了北京后，会照相术的黄复生在和平门外琉璃厂火神庙开了一家守真照相馆，作为掩护。他们就在照相馆里住下来，做各种准备工作。

    汪精卫把目标选定为奕劻。但奕劻每次出王府都前呼后拥，警卫森严，无从下手。后来恰逢载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