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时，黄大夫她们这一天整整做了近七个小时的“地下工作者”。

    在SARS袭击北京的残酷时刻，有一些家庭由于突然惨遭瘟疫的传染而瞬间有数人或进医院，或不幸去世。留下那些孤独无援的人该怎么办？这给流调队的工作带来极其繁琐的难题。地处京城心脏的西城区，就遇到了这样的事。

    “找块地方，将这些孤独无助的密切接触者集中隔离起来。”有人建议。

    “主意挺好，可西城地处城中央，哪儿找地方呀？”有人对此质疑。

    于是一项秘密计划迅速在决策者中形成。

    “房子是有，但要让周围的百姓一点不知道，可不是件容易的事。现在的市民，对SARS的警惕性太高了，想在他们眼皮底下放个‘密切接触者大本营’，怕比登天还难。”又有人质疑。

    再难也得做。不把有生活困难的“密切接触者”隔离，就极有可能造成SARS传染源的扩散传播。区政府“抗非办”成员一商量就这么定了。

    定归定，但执行起来又是另回事。隔离密切接触者容易，可要隔离住百姓的眼睛则是件比登天还难的事。西城区的“密切接触者隔离区”就设在四周居民密集的小西天一带的一栋大厦内，周围的居民平日里可以在自己的窗户前看清那栋大厦内的一切活动。

    于是，流调队又接受了一项更为艰巨的“地下工作”任务：他们要随时随地将全区范围内那些需要隔离的密切接触者，在不露任何声色的情况下将他们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一秘密地点，而且不得出现一丝差错。这可怎么做呢？

    医院副院长出身的西长安街一带的流调队队长俞蓓蕾说，在担任这一任务时，他们完完全全成了“地下工作者”。上级严格要求，凡接受这种任务时，流调队员不能穿防护服，更不能开救护车，只能穿着便装，像去看一个老朋友似的将密切接触者从所在地方，悄悄接出来，再送到“隔离区”。一路上，谁也不会看出她们是流调队员在紧张地执行着护送SARS密切接触者的任务，倒像寻常亲朋好友一起外出活动办事。

    “这样不是很危险嘛？”我问。

    “危险也得有人去做。”俞队长介绍说：在SARS袭击最危急的时刻，这种将没有生活能力或自我隔离有困难的密切接触者集中起来管理，是万不得已的办法，也是政府采取的一项不得已而为之的应急措施。可又因为城区条件受限，更主要的是不能造成周围百姓的不安，所以整个隔离工作，只能秘密进行。

    流调队员们在执行这一特殊任务时，完全置自己于SARS袭击的危险境地。但谁也没有退缩过。队长俞蓓蕾以身作则，先后亲自接应过十几个这样的密切接触者。她在不能有任何防护情况下，以情以礼，以善以友地将那些处在SARS袭击前沿的人安全而又无心理阻碍的前提下，送进“隔离区”，一些日子后又以笑脸将一个个解除隔离者送回他们的家。

    “隔离区”从建立到撤出，前后近两个月，可是西城小西天一带的居民和众多单位，谁也不曾发现，就在他们居住的附近有座大厦在抗非战斗中曾先后接待过百十多名SARS密切接触者，并在这儿安全地接受了隔离期的数十天留观。

    这样的秘密使命正是由流调队一手完成的。

    激战之中，他们用血肉长城狙击来犯之敌

    4月至5月初的40多天里，是北京SARS战役最为激烈的阶段。能否控制战局，关键在于能否切断传播源。

    流调队员把那些日子里的战斗比作与SARS激战的“上甘岭战役”。最初有600人的防病队，以后迅速组建成的2500人的流调队也冲锋在前。

    “喂喂，你们快来，这儿又发现一个SARS患者，是一个外地民工，现在正躺在大街上，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