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途径，现在最缺的就是没有病毒人体试验。如果我真的被病毒感染了，那正好有了一个难得的人体试验。所长听了跳了起来，说‘你疯啦？’我当时确实说的是真心话，可我看我们CDC的贺雄副主任双眼泪汪汪地看着我半天说不出话。那段时间抗非前方特别需要病例实验，所以我的工作不能停。虽然与同事们在生活环境问题上隔离了，但实验室的事我该干什么还得干什么。领导们劝我停下手中的活，好好休息，注意提高免疫力。我说反正这个样了，闲着也是闲着。隔离七天后，我实在受不了。那天宝贝儿子给我打电话，他不知道我被隔离，说他在外面学画画，爸爸有事回不来，妈你就来接我一下吧。我一想离家的日子太长了，儿子就这么个要求，我该满足他。于是我就偷偷骑上自行车溜出了单位，把儿子接回了家。一路上儿子见我总背对着他说话，觉得好奇，说妈你是不是生我气了，又说妈你工作忙，下次我再不让你接送了。我听到这儿，两眼完全模糊了，发觉不到10岁的儿子似乎一下成了小大人。回到家，在一个醒目的地方我看到一套‘婷美’，这是丈夫特意给我买的。那是我念叨了很久一直想要的东西，可那时我连试都不能试一下，或者也许永远就没那福分穿它一次了……那天我真的很伤感地离开了儿子，离开了家。但一回到单位，我根本就没有什么时间想这些了。看到大家忙得24小时连轴转，我就又一头扎进了实验室……”

    “后来你没事？”我焦急地问。

    “没事。我命大，可能SARS也是属于欺软怕硬的那类货。这个时间我可能也进入了那种无私才无畏的境界了，你说是吧？”女检验师的脸上露出灿烂一笑。

    我不由长长地透了一口气：与SARS之战，仅为方丈之域，竟然也有你死我活的激烈拼杀！

    这么多，这么快，这么有成效

    “你能给我和读者形容一下与SARS病毒打交道的现场情形吗？”我说。

    “那可真是短兵相接，刺刀见红。”女检验师告诉我，4月下旬，他们从CDC应急中心主任沈壮手中拿到他特意从太原取回的北京第一例输入性SARS患者于某的康复血清后，如获至宝。“当时我们真的太兴奋了，因为对付SARS至今全世界还没有找到一种有效的治疗，疫苗研制至少也要几年时间，按照传染病毒学原理，用康复者的血清来对付同一种的病毒应该可以视为一条途径，但这也需要进行实验室试验。在与SARS激战紧要关头，特别是为了抢救倒下的医务人员和危重患者，能够做出血清抗击SARS病毒，这样的试验意义非同一般。当时我们真的又是激动又是紧张，因为于某是北京第一例出现的SARS患者，现在又有了她的康复血清，这对当时整个抗非战役鼓舞士气和拯救危重患者有着特殊的作用。但这样的试验又相当危险，是要用于某的康复血清，注入实验室培养好的SARS病毒上，然后再做各种稀释条件下的病毒变化实验。整个程序很繁琐，先要将血清稀释，同时也要把接种在细胞内的SARS病毒进行稀释，再将它们一起放在培养板上进行观察比较。这个培养板是不能密封的，必须处在半敞的状态下进行，因为要保证病毒细胞能有足够的二氧化碳。这样才能看到康复血清中的免疫细胞与病毒细胞之间展开决战的全过程，而我们做实验的危险性相对就要大多了……”

    “你们当时的防护是不是已经相对好些了？”

    “对。那次小林博士弄来一套防化服给我穿上，就是防化兵穿的那种头罩跟猴脸一样的防护服，有根长长的呼吸管一直能伸到几十米外的地方。是我先进了实验室，把血清和病毒液都进行了稀释，然后一一放在培养板上，眼睁睁地看着‘红军’和‘蓝军’厮杀……由于这样的试验要求特别高，观察又得仔细，当时天气闷热，实验室又不能开空调，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