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地质部宣告成立。翁文灝的一大批弟子及他与章鸿钊、丁文江创建的地质调查所，都成了这个部的重要领导人和主要科研机构。不知何故，后来从英国回来的并成了这个机构主帅的李四光，在领导指挥由丁文江、翁文灝、黄汲清等精心培育下发展起来的，由李春昱、尹赞勋等经过惊心动魄的斗争保存下来的原中央地质调査所这批人马时，中国地学界从此常常出现格格不入，甚至几度分道扬镰的局面。

    据说某人让在保护中国地质力量的斗争中建立卓越功勋的李春昱去东北当地质矿产调査队队长时，这位一生容不得别人在他眼里掺沙子的著名科学家，当着领导的面把聘书扔在地上。这样的人在政治运动到来时，自然没有什么好果子吃。在反右时，李春昱也戴了顶右派帽子。文革中，他被发配到陕西白水县本从图公社劳动改造。老先生很天真，以为要终老田畴了，便把夫妇俩补发的6300元钱一分不剩地捐给了公家。有人问起他何以出此义举时，他据实相告：到地里干活，要那么多钱有啥用。放在身上也不安全嘛！瞧，一个书卷气十足的老头儿。

    书卷气十足的不仅仅是李春昱一个人。黄汲清是，老夫子章鸿钊是，被迫害致死的谢家荣、孟宪民是，还有我在本文中提到或没有提到的其他诸多科学大师，他们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充满了旧时代的那种书卷气。其集中表现在，他们为人处世上的坦诚，追求事业上的执著，对待自我的严律，以及生活上的简朴廉洁。如果我们有机会走进这些大师中间，你就不难发现他们在这些方面所体现的道徳风尚和人格力量，有太多催人泪下的故事，和太多让你肃然起敬的地方。

    我第一次踏进黄汲清大师的家采访，他的儿子将我领到里面的一间十多平方米的屋子。屋子里有一张高低床，床的左边是一个七十年代流行的那种黄里发红的三门柜，右边是一张普通的三屉写字桌。除此，还有放在床的下端贴墙处一个五十年代流行的旧五屉柜和斜支在旮旯的一个放着不少书箱与资料的书架。开始我以为这是大师家一间闲置着的佣人小卧室，后来主人告诉我这就是大师的起居室。当时我很惊讶。怎么也不相信这是一位部长级待遇的大科学家、院士、全国政协常委住的地方。平日里我所看到的一般普通工人、干部的房间里都绝不会有这种蹩脚的家具呀！

    后来大师的小儿子讲了另一些家常事更使我吃惊。他说，他父亲90岁生日（1994年）时，来了一些亲朋好友，老头子很要面子，想找家烤鸭店请一顿饭。可老伴半天不吱声。黄汲清急了，问怎么回事？老伴告诉他手头就剩二百多块钱，上一次馆子还不得千把块！黄汲清再也没有吱声。后来还是女儿和大儿子回来解了围：自己动手，在家里弄了一桌饭。大师的小儿子告诉我，他在美国工作还算可以，姐姐和哥哥家的生活并不算宽裕。父亲身边除老伴，还有一个孙子和保姆，平时家里来来往往的人也不少，而所有的开支全得靠当院士的父亲那份一千二百来元的工资。在八十年代初，父亲的工资六百来元，后来是八百来元，那时还能对付。到九十年代后，他的工作加院士补贴长到一千二百元，可抠着花还是月月空。黄汲清有不少弟子，过去几十年里，只要到他家，就甭客气，逢吃饭就坐下吃，吃了就抹抹嘴走人。可越到后来特别是近几年，他的弟子心里越不好受：留下吃一顿就等于添恩师一份愁呀！这几年社会上流行名目繁多的各种评审会、研讨会等等，黄汲清是国内外有名的大科学家，所以请他当什么评委、名誉主席的多的是。明白人都清楚，这些都不是白当的，只要去会场上坐一下，露个面，或者根本不用去，电话里应一声，别人就会送上少则二三百元，多则几千元！听说个别院士现在就靠这个发财，因而被人戏称评审院士。黄汲清不干，他找来助手，说：给我在报纸上发个声明，凡是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