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军兵临南京城下。国民党南京政府惊恐万状，勒令各机关迅速撤离。所长李春昱，因为经常秘密收听共产党的电台广播，所以有心不想随蒋介石的旧政府撤离。但是在国民党总统府鼻子底下，要把一个享有国际声誉的完整的科研机构的全套人马留下来可不是件简单的事。这需要勇气，更需要胆略。李春昱找到了尹赞勋、侯德封、谢家荣等几位调査所元老秘密商童。大家的意见一致：坚决留下，不跟蒋介石走。黄汲清当时在国外考察，李舂昱无法与其联系。时间一天比一天紧，国民党政府一次又一次地打电话来催促，到后来中统、军统的特务也渗到了调查所驻地作耳目。面对如此形势，李春昱等人机智地与敌人周旋。当时要把机构留下来，连职工家属几百号人不能露出任何蛛丝马迹外，另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必须保证在混乱与经费断绝的情况下，维持员工及家属生活，困难实在不小。后来，李春昱向担任政府资源委员会主任会员的老友孙越琦借了两卡车8000斤大米，又发动大家储备了油、盐、咸菜等物，首先安定了人心。可在国民政府机构大批撤离之际，惟独地质调査所不撤显然太扎眼了。怎么办？此时，孙科任院长的国民政府行政院已迁往广州，主管地质调査所的经济部部长三天两头打电话派人来催李春昱搬迁。再要想瞒天过海賴着不走是不可能的，而且李春昱清楚，他的上司还有两位政府大员对地质调査所内情是太熟悉了，如果他们不支持或到蒋介石面前说一句不三不四的话，那么整个计划就会成泡影。这两个人就是孙越琦和翁文灝。孙不久就任经济部长，直接主管地质调查所。翁文灝则是孙科的前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又是与丁文江把地质调查所一手创建起来的太师爷，对所里的控制力远在李春昱之上。李春昱知道，要把地质调査所留下来，先得越过这两位神仙。李找到孙，孙先是一笑，然后将他拉进里屋，说：“不瞒老弟，我也在作留大陆的准备。”孙越琦后来确实留了下来，并一直服务于新中国。李春昱从孙家出来，已见半天明媚。后来他又到行将离开南京的翁文灝府上。当时，翁文灝十分感慨道：“我被共产党列入战犯，名列第五位。不暂时避一避是不行了。”李问：“难道先生要随蒋到台湾？”翁摇摇头，很灰心地：“我在蒋手下干了那么多年，要说有点成就的话，也只有地质开矿，其他的事就不值得一谈，做官我也不是那块料。到那边一块小地方又没啥地质开矿的事干，其他的我已不感兴趣了。顺其自然吧！”

    “先生，假若我们把调査所留下你有什么看法？”李与黄汲清一样，是翁文灝的得意门生和老部下，他认为在决定地质调査所前途与命运的此时此刻，征求这位导师和创始人是非常有必要的。不过李春昱心里也一直打鼓，万一老先生不同意咋办？翁文灝似乎看出了学生的心思，便十分明确地告诉他：“你们不走是对的，做科学工作的，共产党来了不会杀头的！”李春昱是含着热泪离开翁府的。

    在人民解放军开进南京城的前夜，李春昱一面组织几位心腹到长沙租了几间房子并挂起了中央地质调査所临时办公处的牌子以掩耳目，一面组织本所职工在南京昼夜巡逻，以防不测。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旧政府的中央地质调査所这个当时全国最大的地质机构完好地回到了人民手中。

    1949年8月19日，尚未正式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委员会发出财经工字第一号令，将这个地质调査所划归财经委计划局领导。

    1950年8月25日，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新中国第一个地质工作机构——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黄汲清、李春昱等原中央地质调査所的绝大多数工作人员都被任命为这个委员会的委员。1948年就出国，后一直留在英国，于1950年上半年回国不久的李四光坐上了该委员会的第一把交椅。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