勘普査，全面彻底地摸清了这一带的生油层地质情况。剩下的就是打钻见油了！当孙健初写完甘肃玉门油田地质报告时，猛然发现自己仍是在纸上谈兵，说找油找油，可连台钻机都没有呀！

    这事也难住了黄汲清。地质调査所的家底他最清楚，论人才、论技术可称世界一流，可论装备却是一个叫花子，穷得连最起码的―台千米钻机都没有呀！他把玉门的踏勘结果和缺钻机的情况一并报告了老上司、行政院秘书长兼经济部长、资源委员会主任翁文瀬，以求得帮助。

    老蒋的家底你不是不知道，时下又临全面抗战，哪来钻机可调？

    翁的话使黄汲清大失所望。“对了，有一个地方有钻机！”黄汲清突然拍着脑袋，说道：“听说延安那边也在打油井，他们那里有钻机，不妨借来用一下！”

    翁文灝点点头，说：“是听说过。不过共产党肯不肯借又是一回事！”

    黄汲清来了急脾气：“试试总不妨嘛！再说，眼下不是国共合作吗？玉门要是打出了油，对整个抗日是大贡献呀！”

    “那我去试一试。”翁文灝说。

    这件事后来真办成了。翁文灝通过关系，找到了正在南京梅园村住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周恩来将此事电吿了延安方面。经毛泽东同意，由林伯渠亲自出面从油矿调来两台钻机和几名钻井工人，连人带钻机一起长途跋涉到了老君庙。当时具体负责延安油矿钻井的队长就是后来成为共和国石油工业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的康世思。那时他还是个共产党的连级干部，可也是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位石油干部。中国石油业从无到有，经过了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已成为中国现代史的组成部分。

    黄汲清作为一名旧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科学家，他本对党派之间的事无多大兴趣，但玉门调钻机的这件事，使他对共产党有了第一次的深刻认识。当时他对部下同僚这么说：“共产党人胸怀坦荡，以全局为重，很讲义气，我佩服！”

    四十五年后的1982年，当黄汲清在自己成为这个党的一名成员时，他又谈起了这件令他终身难忘的事。

    有了钻机，玉门油田的钻井工作马上开始。第一口井在钻到130米深时便见油层，日产石油20余桶。孙健初将这一喜讯报到南京。黄汲清高兴得立即复电：继续布井，直至黑龙升天！

    于是，第二口、第三口……直至第七口井，井井见油。更可喜的是在1941年4月21日打第8号井时，黑龙在巨大的地压下，果真猛烈地蹿出地面，挟着惊天动地的呼啸，像长虹一般向天际升腾而起！

    中国的第一个油田——玉门油田，就是这样诞生的。它在抗战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今天，它仍在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着。

    玉门找油的成功，给黄汲清以极大的鼓舞。此时，他不仅是政府的地质工作实业部门领导人，而且也是当时中国地学界的最高领导者。1938年，他当选为第15届中国地质学会会长，时年34岁。如果论年龄，论才干，论实绩，论在学术界的地位，黄汲清此时已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他的前辈翁文瀬和李四光。翁此时已从政，无暇顾及专业；而李四光则因不得志带着他的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远在偏僻的桂林小城，闭门研究他的第四系冰川，特别是在几年后黄汲清发表的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专著和首次提出的多旋回构造运动理论，使他跻身于国际科学大师之列。他的这部专著至今仍被世界地学界视为经典。否则，在1946年中央研究院国民政府第一届院士选举中，他不可能成为最年轻的院士。

    在科学的长河里，任何一种正确的预见和伟大发现，常常需要经历漫长而又复杂的过程才能得以证实。关于中国是否有石油的问题，早在我们尚无自己的地质学家时西方的诸多权威就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