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57年，新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第一次大劫难的年份。当时黄汲清身兼两大要职：国家石油地质局总工程师和地质部地质矿产研究所第一副所长（所长由一名副部长兼任）。4月，全国第一次区域地质调査会结束后，黄汲清带着一批青年工作者赴广东野外进行实地传帮带。当时的苏联专家已经渗透到了各个工业部门，地质部也不例外。可是，早在四十年代就已成为世界知名的大地质学家的黄汲清发现，那些在他面前指手画脚的所谓苏联专家，竟是些在苏联本国把他那本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名著捧为经典学习的刚从大学门走出的学生。黄汲清很有些看法，并且直言不讳地向专家组组长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与建议。其实作为大师他也有足够的资格在这些俄罗斯娃娃面前说说话，可是黄汲清错了。

    初秋，他回到了北京。地质部的反右斗争已经进入了高度的具体阶段，他和另外三名高级工程师被点名批判，那时的点名实际上已是内定右派了。除了黄以外，那三名受批判者有当时的地质部总工程师谢家荣和著名地质学家李春昱。他和黄汲清一样，都是当时中国地质事业的顶梁柱。谢、李的罪责难逃，特别是谢，他的罪责有两大条：一是反苏联专家。谢的观点跟黄汲清一样，他对苏联的毛孩子在自己面前指手画脚意见大着呢。更何况谢当时是堂堂共和国地质部总工程师，一国之地质最高技术权威，听你俄罗斯毛孩子瞎指挥算什么事呀。二是反党。天知道何为反党，如果他多一点官场上的涵养，也不至于后来被打成大右派，也不至于文革开始没多长时间被逼得含冤自尽，他的妻子在他死后几天也自杀辞世。

    黄汲清和谢家荣作为当时发现大庆油田的主要组织者与领导者，他们在反右斗争中的命运，对后来直至今天有关这一中国科技界第一大悬案的结果，有着直接与至关的渊源。

    从此，他嘴里的话不再属于他自己了。

    从何长工家出来，黄汲清回到人大会议上，四川组的代表们早已在那里等着听他讲大庆油田的发现秘闻了。

    黄汲清找到自己的座位后，摘下眼镜，抹了一下额上的汗珠，心头异常紧张。他知道弄不好会捅娄子，可今天再不讲已是不行了。于是他只好这样不着边际地讲道：

    ……

    “嗯，这么说吧，像我们的四川大盆地一样，东北松辽地区就是现在的大庆，那儿也是一个大盆地，这大盆地是可以含油的，陆相地层大盆地更可以含油，那些厚度很大的有机质、丰富的灰黑色页岩就更可以生石油。咱们的大庆油田呢，是政府1955年开始布置人力最很强的地质队和物探队，经过大约五年时间，后来在松基3号井位打了一口深井，一钻下去，油气就喷出来，好大好大的油气，这就是我们的大庆油田！”

    黄汲清就这样一边谨慎地一个字一个字琢磨着，一边自感十分生硬地讲着。人大代表们可像是在听说戏人讲三国、水浒，一个个目不转睛地盯着黄汲清，仿佛他的嘴里蹺出的每一个字都是最最精彩的传奇故事。

    “黄先生，你说说，过去有没有人在大庆那儿找过油呀？”有人站起来问。

    黄汲清说：“有啊，日本人在那儿找了整整三十年呢！可他们没有找到！”

    “听说日本人找油技术比我们先进得多，为什么他们没有发现，而我们才用了五年就发现了大庆油田呀？”

    黄汲清一听这，眼睛立马亮了起来，嗓门也高了，话语也溜了：“小日本为什么没找着呢？那是因为他们不懂得陆相地层可以生油。在我们大庆油田发现之前，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大地质学家都认为只有海相地层才可能生油，而把陆相地层视为贫油区，咱们中国搞地质的人不信那一套，早在四十年代，就提出陆相生油的理论。新中国成立后，根据这一理论，我们果然没用多少年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