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的瑞康伯伯就惨了，听说他在解放前当过保长，所以被一次又一次地拉出去同陈月盘他们那些“牛鬼蛇神”一起游街换批斗。我亲眼看到造反派硬要瑞康伯伯与陈月盘搂抱在一起，哪知这两位同是落难人；抱在一起后竟死死地不能分开，他们面对面地号陶痛哭起来。这还了得！造反派便“通过活生生的现实”，从月盘和瑞康伯伯的身上“看到了走资派和地主阶级是一个鼻孔出气的人民公敌”，陈月盘和瑞康伯伯后来都成了“文化大革命”中重点看管和批斗对象，受尽折磨与迫害。

    老先生情不自禁地用那双布满皱纹的手轻轻地贴在胸口，然后顺时针地按摩起来，我看在眼里，体味着老人仿佛是在抚摸那依旧流血的伤口……

    “可是您竟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而且比别人活得更健康长寿！”我有意转换气氛道。

    即将步人百岁高龄的陈月盘听到此话后，脸色顿露笑容：“可不，我差不多活了整个2O世纪的百年岁月，也经历了20世纪所有风风雨雨，但我活得好好的，现在还耳不聋眼不花。不信你们瞧瞧。”说着，他跨出我家的门槛，在院子里蹦了几下，又活脱脱地转了几圈，然后连声问我：“看看我死不了吧？”

    “肯定肯定！”我高兴地和父亲连忙将陈老先生扶进屋里重新坐下。在给他端上一杯茶水之际，我由衷请教老人：“您经历了那么多磨难，为什么还如此健康长寿？莫非真的有祖传养生秘方？”

    “哈哈哈”……“有，有，自然有啰！”陈老先生捋着胡须，开怀大笑。然后他很神秘地告诉我：“就是我祖上传给我的‘地主分子’！”

    我、父亲和“老地主”顿时一起开怀大笑。想不到如今的陈月盘是个乐天派哩！

    说到这里，陈老先生将手伸向口袋，从中拿出两本薄薄的小本本，“这是我的诗集，知道你在京城当作家，是特意带给你斧正的。我先找那首小诗，再把本本给你啊。”

    老人认认真真地翻着，然后又有滋有味地给我念了起来：“此为五律诗，题为《来游》，你听：来游皆是客，相遇即为亲；小步高松路，闲听野鸟音。岚光殊寂寞，溪影亦纷纭；分手桥边立，潺潺水下津……”

    “好好，充满诗情画意。”我一边叫好一边忍不住抢过陈老先生的诗集。

    “这200 多首诗大多是在我戴‘地主分子’帽子期间写的。很可惜啊，若不是‘文革’中给造反派抄走，我会留下近2000首诗作哪，这是我可能唯一留在世上的东西了。”陈月盘突然涌发出的那种只有文化人才有的忧郁情感，深深地感染了我。一个名噪一时的文化名人，在经过民族解放运动的大革命后，没有当上革命的功臣却反被戴了一顶“地主分子”的帽子几十年。而命运偏偏使他又在饱受摧残折磨后顽强地活满了近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忠诚革命者，在当了几十年的“坏人”和变成一个纯粹的农民时，该是怎样一种人生心态，难道不是太值得探究了吗？

    一定很精彩，也一定很神秘。

    当我打开记述这位“老地主”人生轨迹的两本油印小诗集时，我完全证实了自己的这份好奇心。

    陈老先生的两本诗集分别题名为《骑牛集》和《野蓼集》。编著时正值他90岁生日，我并非全部理解他的两本诗集的书名，但看过《后记》后，方知这位“老地主”的内心世界竟同明镜一般透亮宽阔。

    诗集的《后记》这样写道：

    ……参加革命后回到老家时，已年至43岁。我自信能学会种田，不怕寒风烈日，成为一个勤劳朴实的中国农民。我早要“力耕”，像陶渊明那样，吟出可爱的田园诗；也早认为新中国一定会诞生，那时谁也不像陶渊明“瓶无储粟”而乞食。

    我特别注意到陈月盘的《后记》最后落款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