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射的中微子……只要测量反应后元素的反冲能量和动量，就容易找到放射出的中微子的质量和能量”，“由于没有连续的β射线被射出来，这种反冲效应对所有的元素都是相同的”。

    用K电子俘获“金色小子”中微子！王淦昌以其天才物理学家独特而敏锐的见解，开启了20世纪一项伟大发现的大门。

    当王淦昌的论文《关于探测中微子的一个建议》于1942年1月在美国《物理学评论》上发表后，立即引起美国著名物理学家阿伦的注意，他随即按照王淦昌的建议进行实验，并一举获得成功。这就是有名的“王淦昌—阿伦实验”。10年后，阿伦与另一位物理学家戴维斯一起正式确定了俘获中微子的完整实验。又过了近40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在1995年将当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奖颁发给了当年进行成功实验的美国科学家。王淦昌对此没有半点遗憾，相反他得悉消息后很为美国同行感到高兴。他说：“物理学的成就还是应由实验证实的，荣誉也应该给予那些最后做出结果的科学家。”可见王淦昌作为一名中国科学家的宽阔胸怀。

    中微子的发现，使诺贝尔奖又一次与王淦昌擦肩而过。对此，他有如下见解：“由此看来，诺贝尔奖并不是高不可攀的，中国人完全有能力获得此奖项。一是要选准课题，确有重大理论或实用价值；二是要锲而不舍，持之以恒，花上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工夫。”王淦昌生前留下的这段话，值得中国科学家们认真地品味和理解。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战场以苏联红军出兵和美国人在广岛扔下两颗原子弹而告终。就在日本举起白旗投降时，王淦昌应浙江大学学生的要求，作了一次题为《关于原子弹及其原理》的报告，引起同学们的浓厚兴趣。后来成为中国核武器试制中坚的程开甲等一批当年的浙江大学学生，大多是受了导师王淦昌的这堂课的影响而将一生献给了中国的核事业。然而王淦昌本人当时并不清楚自己竟然要亲自动手研制中国的原子弹。在浙江大学同学为王淦昌庆贺40岁生日不久，中国的这位风华正茂的物理学家和著名学者受浙江大学所派，前往大洋彼岸的加州大学作访问。一年之后，正在国内的吴有训先生兴奋地告诉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美国科学促进协会出了一本百年科学大事记，中国能列入其中的人只有王淦昌和另一位物理学家彭桓武（也是后来中国的原子弹主要研制者）。

    “中国的希望，淦昌也。”竺可桢抖着小胡子，情不自禁地摇头晃脑起来。

    此时的王淦昌无可非议地成了有国际影响的著名科学家。1950年，郭沫若以中国科学院院长的身份，邀王淦昌赴京主持中国近代物理研究所的组建工作，并全面启动新中国的核物理科研。王淦昌感到内心无比舒坦，尽管当时条件并不比解放前好多少，但完全可以按照物理学的本身规律进行理论与实验工作了，这对历经了十几年战乱的王淦昌来说是太宝贵了。因为或许不是那十几年的战乱影响，他早已把诺贝尔奖牢牢揣在了怀内。

    90高龄时的王淦昌回忆起解放初期的工作情景时，两眼闪着光芒：“那时我们整天觉得有使不完的力量，有干不完的活。”根据国家的统一部署，当时的核物理学向着理论物理、原子核物理、宇宙线、放射化学等4个基础领域的方向挺进。通过对宇宙线的观测，发现新粒子并研究其性质，是王淦昌多年的夙愿。1954年，他和助手们在海拔3185米的云南落雪山成功地建造了我国第一个高山宇宙线实验室，第二年就利用自制的设备，完成了一批科研成果，论文《一个中性重介子的衰变》在布达佩斯召开的国际宇宙线物理会议上宣读后引起各国同行强烈反响。

    当时与王淦昌同时开展宇宙线研究的两位苏联院士在帕米尔高原上也建了一个宇宙线实验站。这两位苏联专家好大喜功，用自己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