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南京人民立即自觉自愿地站了出来。所以裘劭恒这次是带着许多实证回到东京的。

    另一方面，国际检察局在讨论中国问题时，也感觉不能轻视像南京大屠杀这样的事件，否则有损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声誉，所以决定由基南亲自到中国走一趟，尽管这位总检察官忙得不可开交，但为了把日本战犯送上法庭，他必须亲自出马。

    基南到中国的时间是1946年3月16日，仅距开庭一个半月时间。基南带着霍克斯、赫斯特、洛克、李佛等几名国际检察局成员，匆忙而行，他们乘坐盟军飞机先到了上海，一路又转至南京。在中国检察官向哲浚陪同下，他们先后见了十几位南京大屠杀的证人，同时获取了一些实物，便回到东京。虽然短暂而仓促，但基南一行所获证据仍被国际检察局认定为“做得最有成绩的”。

    4月1日，国际检察局召开最后一次关于确定起诉战犯名单的会议。南京大屠杀主犯松井石根被列入第一批起诉的战犯之列。中国检察官向哲浚等总算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现在距计划中的5月初开庭还有一个来月。基南指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将有一场持久的大审判，时间会很长，因此在向法庭列名的战犯提出起诉后，各国仍可根据情况继续收集实证，以便在法庭上更有效地审判战犯。据此，国际检察局也再次向中国派出了他们的检察官劳莱。

    美籍检察官劳莱到中国走一趟后，带回不少新证。然而基南看后，仍觉不满，便再度派出自己得力助手萨顿。就这样，萨顿于5月31日下午，带着助手卢克·李上尉、乔·亚历山大少尉和随员道格拉斯一行4人抵达上海，重点调查南京大屠杀和日本在中国推行鸦片等罪行。

    6月3日，萨顿到达南京。

    “有一个人你们能够找到他，对法庭审判必定特别重要。他叫菲奇，日军占领南京时，他一直在这座城市。现在菲奇先生还在中国工作呢！”在联合国救灾总署驻中国总部，有美国朋友给萨顿提供了一个令他兴奋的线索。

    “请中国政府帮忙，马上约见菲奇先生，最好让他跟我们到东京去。”第二天，萨顿立即约见中国行政院副院长翁文灏，希望他帮助将菲奇从河南开封调回南京。

    “虽然这事有些难，但我们会积极配合。”翁文灏抿抿嘴，用英文回答萨顿。菲奇此时是联合国救灾署驻中国河南地区办事处主任，他的岗位显然如果不是特别的需要，是不可能离开的。

    萨顿听了翁文灏的话，便立即通过美军驻中国司令部调一架飞机，专程将菲奇从开封找到并带回南京。

    “去东京法庭作证？没问题！日本人在南京干的事太可恶了！我义不容辞！”菲奇与萨顿见面后，当即表态。

    “本人早听说教授先生在当年南京大浩劫时与一批美国教授和医生及传教士们，为中国人做了大量救助工作，现在你能再出庭控诉战犯们的罪行，我代表美利坚和远东法庭感谢教授先生！”萨顿给了菲奇一个热烈的拥抱。

    “你还应该找到一个人，他很重要。我们当时建立南京安全区时，他是我们的秘书，负责所有日军犯罪事实的调查与材料整理……”菲奇说。

    “他是谁？”

    “斯迈思教授。”

    萨顿大喜：“听说过此人的大名！这位教授现在在哪？”

    “就在南京。”

    “太好了！马上去找他。”萨顿如获至宝。

    萨顿与斯迈思见面后，满怀信心请他与菲奇一起到东京时，斯迈思则泼了他一盆冷水：“我与菲奇先生同是金陵大学的教授，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我们俩同时离开岗位是不可能的事。”

    “你？！”对日战犯审判牵动全世界的每一根神经，却在中国受到冷遇，这是萨顿所想不到的，他的脸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