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两个大女儿暂时留在这里，而将那3个较小的孩子带在身边，她用这微薄的5美元试着去做某种小买卖。她那个负担全家生计的20岁的儿子被抓走了，可能永远不会再回来了。昨天，一个带着3个孩子的女人也领到了5美元，她丈夫在日本人进城时被杀害了，她也要努力开始新生活……程夫人和我商量，决定到9月1日为止，我们要尽力挑选出100名最需要帮助的妇女和姑娘，并为她们建一所手工学校。

    5月23日：上午9时至11时30分，我们举行了“难民所第三期培训班”的结业典礼，有353名学生出席。33个班都演示了所学的内容。没有分数，不考试，不发毕业证书，但展示了丰富的内容和真正的兴趣。她们唱了许多歌，中文班翻译了经典著作的部分选段，有些人讲故事，还有很多人背诵圣经的章节。一个大约9岁的小女孩生动地讲述了一个故事。她一直生病，不能参加排练，但她还是来了。家禽班已经准备了一段对话，展示了她们所学到的一些重要知识。我完全可以想象，当这些女人们老的时候，她们将会向孙辈们讲述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当难民的这些日子。

    5月24日：我们在宁海路5号召开了由难民所负责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的会议，重新尝试确定必须得到帮助才能重新开始生活的人的最低数目……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现在有：无家可归且又失去父母的年轻女子32名，无家可归而又没有亲戚的年轻女子672名，无家可归且十分贫穷的年轻女子237名，无家可归的还住在危险地区的年轻妇女127名，无家可归的寡妇16名，还有跛子、盲人和无依无靠的7名。

    5月25日：上午，我花了很长时间用于会见来访者。第一批是穷苦的妇女，其中1名妇女失去了3个儿子，另外2名妇女都失去了2个儿子。我确信，如果这样的事发生在我身上，我无法像她们现在那样勇敢地面对生活。一名只有1美元做资本的妇女正试图做小生意。没有人能责备她们卖香烟甚至是卖鸦片，因为她们必须生活。我和米尔斯就如何处理这6个难民所关闭时约1000名穷困的难民，商议了很长时间。

    5月28日：今天上午，我给3位非常穷困的女人每人发了6美元作为资本，她们有一个或几个儿子被抓走了，现在无依无靠。自从我第一次见到她们之后，她们一直在和自己家里的其他成员计划如何谋生，其中一个人打算去卖扇子、肥皂和蜡烛；另一个人和她女儿要开一家小洗衣店。她们对这一帮助万分感激，并且郑重地保证要将这笔基金作为资本。我用于这一目的的这一小笔钱，是美国的一群人募捐并通过辛普森小姐转来的。

    5月31日：今晚6时，程夫人在南山公寓的阳台上，用野餐款待一直在四百号楼吃饭的全体人员。8时，玛丽加入了这群正在举行游戏晚会的人们。为了年轻人，我们必须保持正常的生活，但对我来说，当我不断地想起那些战场和今天正在遭受轰炸的城市时，我很难欢笑和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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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所能看到的《魏特琳日记》的最后一篇内容是她准备离开南京回美国前的1940年4月14日这一天。这一天的日记里，魏特琳开头就这样写道：“我快要筋疲力尽了。以前，虽然工作进展缓慢，但还能有步骤地制定工作计划，而现在连这些也做不到了，双手也不听使唤。我希望能马上去休假，但是谁来为实验班的事操心呢？有时我想，最好停办实验班，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开办一个更强调学生动手能力的班，但是要做到这一点，上哪儿去找教师呢？”

    魏特琳太累了。她终于病倒了——每天睡不着觉，一说话就呕吐……她倒下了，倒在了自己的岗位上。

    1940年5月14日，在美国教会朋友的帮助下，魏特琳回到了自己的祖国。离开中国南京时，程瑞芳和几百名曾经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