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历已经翻到1937年11月末。这个日子几乎是和平的南京城的末日了——来势凶猛的日本军队已将南京城团团包围。

    南京已成孤岛。城内城外，人心一片恐慌。那些曾经在这个皇皇中华民国政府首都作威作福、有模有样的人，如今都走了，留下的都是些穷人和与这个城市没有多大关系的为数不多的外国传教士及他们的信徒和一些医生、志愿者等。守城军队当然占有总人数的很大比例，但他们不是这个城市的主人。

    所有的乱象，魏特琳看得清楚，也看得伤感：

    现在悲哀的气氛在南京占主导地位，一些人认为，日本人3天后就要到了；还有一些人说要几个星期。今天一些城门关闭了，目的是防止散兵游勇进来。伤员现在不再送进城里。

    上午10时。我到大使馆开会，参加会议的还有神学院的哈伯特·索恩、基督教男青年会的菲奇、金陵大学的贝德士、鼓楼医院的特里默。帕克斯顿先生谈到士兵抢劫的可能性和对外国人产生的危险。他说，外国人应该尽可能多地立刻撤离南京，现在不能立刻走的人应该做好撤离准备，当大使馆撤离到美国军舰“帕奈号”上去的时候，这些人也一道走。如果城门关闭了，大使馆选定了两个地方作为用绳索爬出城的聚集地。然后要我们每个人代表自己或是所在的单位表态。贝茨和我认为，我们的责任使我们有必要待在这里。我们的解释被接受，并受到尊重。

    今天，去鼓楼教堂做礼拜的不到20人。

    今天有90多人参加了我们邻里学校的礼拜，原因你们可以猜到，不是为了面包和鱼，而是为了了解在危急时他们能否到我们校园来。我们的回答是：“我们将尽我们所能保护妇女和儿童，但只有当情况变得非常危急的时候你们再来。只带被褥和食物，不允许带箱子。”

    2时30分。我从上海路步行到明德中学。我的心情很沉重。我不断碰到一群群妇女和儿童在寻找“安全区”。她们依稀听说了安全区的事情，想确定一下它的位置。我不得不停下和她们交谈。我告诉她们，安全区还没有最后确定下来，但是，一旦定下来后，市政府会通知她们的。她们多么像没有牧羊人的羊群。

    我去参加了礼拜，沿着中山路步行。中山路是南京的主干道，它看起来也很凄凉，实际上所有的商店都关了门。我只看到四种运输工具：拖着战争物资如高射炮的军用卡车呼啸而过；坐着军官的救护车呼啸而过；北方的骡车和拉着穷人及行李的人力车……

    今天，除了下关邮局外，所有的邮局都关门了。安全区还没有确定。路透社的记者向我建议，在安全区计划无法实现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允许妇女和儿童到我们学院避难的话，我们应该让美国大使馆把这一情况通报日本指挥官。虽然，我并不对自己是在场的唯一女性感到高兴，但感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

    这是魏特琳11月28日所写的日记。是夜，南京城内不时响起巨雷般的声音，随处可见的火光映红了半边天际。几只无家可归的流浪狗在凄惨地嚎叫，听来令人心颤。

    第二天一早，程瑞芳给魏特琳送来一包热腾腾的豆腐干，说：“今天的南京城，除了你和海因兹小姐、鲍尔小姐外，再没有第4个外国女士了。”

    魏特琳苦笑道：“我想说的是：现在的南京城内，除了我们在为家庭手工学校的5个学生开课外，可能也不会有其他一个学校在上课了。”

    程瑞芳说：“那么上帝应该给我们颁发勋章了！”

    魏特琳转身，站在耶稣像前，十分虔诚地问道：“上帝会吗？”

    “上帝还要看我们日后的表现呢！”程瑞芳抿嘴一笑。

    女人们对战事的敏感程度有限，但她们对身边的弱者则格外在意。

    跨进1937